領導氣候外交12年 中國第一把交椅解振華退位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領導氣候外交12年 中國第一把交椅解振華退位

2019年12月19日
文:李婧(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院訪問研究員、前南華早報和中國日報資深記者)
中國氣候變遷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交棒之際,筆者勾勒了這位《巴黎協定》締造者之一的氣候外交足跡。
解振華在2018年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圖片來源:IISD

本週(12月9~15日),隨著世界各國領導人抵達馬德里,開啟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5)的下半程談判,熟悉的面孔中沒有出現解振華。這位十多年來一直領銜中國氣候談判的氣候變遷事務特別代表此次交棒給了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由後者率領中國代表團進行關於《巴黎協定》下一階段的談判磋商。

多個管道的消息顯示,解振華已卸任中國氣候變遷事務特別代表的職務。他自2007年以來一直領導著中國的氣候外交,並代表中國參與並塑造了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行動軌跡。

過去十年,中國在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也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年溫室氣體排放國。然而,與此同時,中國也從為自己的排放權辯護的被動位置,轉變為積極主動走上低碳發展道路,並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建設性參與者。這種轉變雖然是一種國家戰略選擇,但無論前同事、談判對手還是民間組織代表都認為,解振華作為推動者的個人作用不可或缺。

捍衛中國的發展權

解振華於2007年成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在2018年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將氣候變遷相關職能劃撥給生態環境部之前,發改委一直是中國氣候政策的制定部門。

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解振華以坦率、強硬而聞名。在2011年的南非德班氣候大會上,他曾多次與富裕國家正面交鋒,就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提出的不合理減排要求提出抗議。當時,這一情景在中國電視上廣為流傳,給大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這一場景是解振華作為中國最高氣候談判代表的早期生涯的重要註腳:在捍衛「中國發展權」方面,他是一位堅定的談判者。在決定國際氣候進程的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之前和之後的幾年裡,中國與發達國家就如何分擔全球變暖的責任展開了激烈、有時帶有貶損意味的辯論。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僵局尤其嚴重,當年兩國共同排放了全球近40%的溫室氣體。哥本哈根峰會最終以一份政治聲明和深重的挫敗感而草草收場,並未達成有約束力的協議。

中國和美國對哥本哈根談判的評論更為尖刻。解振華批評富裕國家「圖謀分化發展中國家」,而2009年至2016年擔任美國氣候變遷特使的托德・斯特恩則將此次峰會描述為「惱人和混亂」。

堅定但務實

儘管一開始的工作關係劍拔弩張,解振華和斯特恩還是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他們曾互相訪問各自的家鄉天津和芝加哥,甚至一起觀看了一場棒球比賽。他們稱彼此為「老朋友」。

斯特恩在接受中外對話專訪時說:「他性格活潑、有趣、有幽默感、喜歡笑。我對他的初步印象就很不錯。」

斯特恩補充說,中國和美國在氣候談判中的分歧很大,這自然就使解振華和他自己在各種問題上難以調和,甚至會發生衝突,但多年來,他們知道彼此的紅線在哪裡。 

「他對談判議題瞭如指掌,對自己所認為的中國利益非常保護。」

解振華在2014年中美最終達成關於減排目標的共識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一共識的達成最終為《巴黎協定》的順利通過鋪平了道路。關於促成這個關鍵轉折的因素,解振華對媒體表示:「(中美)各自自主決定減排目標,讓彼此感到舒適。」

斯特恩稱解振華是一位堅定的談判者和優秀的傾聽者。這些品質幫助他贏得了其他主要發展中國家同行的信任。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時,他可以使事情順利解決。斯特恩說:「他能夠說服其他發展中國家。我想沒人比他更有影響力了。」

去年在波蘭卡托維茲舉行的年度氣候大會進入最後幾個小時,由於巴西的反對,各國未能就全球碳市場機制的條款達成一致,有關落實《巴黎協定》的討論陷入僵局。按照聯合國談判的慣例,即「所有的問題達成一致以前意味著什麼都沒有達成」,整個方案有崩盤的危險。

解振華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說,會議主席委託中國代表團與其他各方進行溝通。 「經過6個小時的討論⋯⋯我們終於克服了達成妥協的最後一個障礙。」即將碳市場討論推遲到今年的氣候大會,以便讓《巴黎協定規則手冊》獲得通過。

氣候變遷的堅信者

斯特恩說,雖然解振華在捍衛國家利益方面毫不含糊(每個談判者都會這樣做),但他也非常關心環境問題。他說:「我們可能對需要採取什麼氣候行動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但我從不懷疑他對氣候變遷的關心,並希望有所作為。」

在中國氣候界,解振華以其在氣候問題上傾注的個人心血而聞名,這種關心遠遠超出談判桌的範圍。他曾多次訪問吐瓦魯和斐濟等小島國和兩極地區。他在最近一次對清華學生的演講中說:「我親眼目睹了氣候變遷對冰川的影響和北極熊的苦難。」

在他的任期內,中國在氣候問題上的立場逐漸從為其「排放權」辯護轉向將低碳發展作為一項國家戰略。

2009年前後主導中國媒體的老說法(氣候變遷是發達國家遏制中國崛起的陰謀)在隨後幾年逐漸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對「能源革命」日益高漲的呼聲,對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投入,並減少對煤炭的依賴。

儘管過去兩年煤炭消費有所反彈,但許多專家認為,中國已不會再回到2013至2014年的煤炭消費峰值。此外,煤炭在中國一次能源​​中的佔比已從2005年的72%大幅下降到2018年的59%。

如此重大的能源政策轉變肯定不是一個人能決定的,迫使中國下決心轉變發展方式的還有不斷惡化的空氣污染危機。但是,多位觀察人士認為,這些變化離不開解振華個人的貢獻。

作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能夠將國際氣候壓力轉化為推動國內氣候政策改變的動力。作為一名部長級官員,他的個人威望在建立全國碳市場等關鍵政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全球政策高級顧問李碩說:「解振華的職業生涯將因其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領導和奉獻而被銘記。他的努力證明,一個堅定的個人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並塑造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這或許是他留下的最大財富。」

更開放的姿態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失敗也促使中國重新思考其在國際談判中的態度。在解振華的任期內,建立了中國代表團與國內外民間組織和媒體進行常規對話的機制。

「在解之前,中國的氣候談判代表們並非完全不可接近,但這通常取決於他們的個人喜好:有些人願意談,有些人不願意,」一位從2004年開始參加國際氣候談判的資深民間組織工作者說。 「但是在解振華的領導下,中國已經建立了一個機制來確保每年都會舉行這樣的對話,這大大促進了中國和國際社會之間的相互了解。」

時任中國民間氣候變遷行動網絡協調員的畢欣欣曾撰文描述,國家發改委當時「缺乏必要的自下而上的支持和經驗,無法將氣候變遷政策納入主流,推動低碳發展」,這使它有意願聽取國際民間社會的實際經驗。

「這種對話從國際談判延伸到國內議題,如氣候變遷立法、低碳城市試點進展以及中國最近啟動的排放交易體系,」畢欣欣寫道,他指的是為全國碳市場鋪平道路的區域碳市場試點。

解振華一向樂於回答問題,並在年度氣候變遷大會上舉行「媒體吹風會」。這種可接觸性在中國的部長級官員中很少見,而且開創了一個先例,許多人認為它提高了中國氣候決策的透明度。

交出接力棒

解振華作為中國最資深的氣候談判執棒者的生涯已經結束,但他並沒有完全退出舞台。2017年,他把自己獲得的呂志和獎的獎金(2000萬港幣)捐給了母校清華大學,希望能幫助培養中國下一代氣候領袖。他目前擔任清華氣候變遷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

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角色已移交給趙英民副部長,他在上世紀90年代解振華擔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局長時就已與解振華「並肩作戰」,並多年負責環保標準和污染防治。目前並不清楚中國是否會保留「氣候變遷事務特別代表」這一職務。相比部委的領導職務,這個「特別代表」頭銜擁有更廣泛的授權和更大的外交靈活性。專家認為,是否保留這一職務可能會影響中國氣候外交。目前, 大多數國家都必須在減排承諾上做出進一步提升,以實現《巴黎協定》 2度C的目標。

在解振華卸任特別代表後,中國代表團是否會以解那樣的開放姿態對待媒體和民間組織還有待觀察。

然而,一些觀察人士指出,與國家發改委相比,生態環境部對中國能源體系決策的影響力有限。儘管近年來生環部已經建立了一套強有力的體系監管污染物的達標排放,但碳排放在中國還沒有被作為污染物進行監管。

隨著中國國內面臨一些經濟上的「逆風」,低碳轉型的前景出現了一些不確定性。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位強有力的氣候「代言人」,在政府內部討論中推進氣候行動,並在全球討論的關鍵階段代表中國,促進《巴黎協定》的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