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也沒用 持續新建燃煤電廠 百里外空污吹進雅加達 | 環境資訊中心

封城也沒用 持續新建燃煤電廠 百里外空污吹進雅加達

2020年11月17日
環境資訊中心綜合外電;黃鈺婷 翻譯;林大利 審校;稿源:Mongabay

最新報告指出,燃煤電廠製造的空污正毒害雅加達市民、縮短他們的平均壽命,並使得這座城市成為全球空污最嚴重的首都。


雅加達天際線。圖片來源:The Diary of a Hotel Addict/Flickr(CC BY 2.0)

空污嚴重 封城也沒用 PM2.5濃度持續上升

2019年,美國大使館PM2.5懸浮微粒監測站的「對所有族群不健康」日數高達172天,這不只代表該市一年中有將近一半的時間空污嚴重,還比2018年多了101天。

這份由智庫「能源與潔淨空氣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簡稱CREA)發表的報告指出,聚集在雅加達附近的燃煤電廠,就是造成空氣品質惡化的元兇。

「這些年來,空氣品質好的日子越來越少,品質差的日子卻變多」,CREA研究員蘇亞瑞茲(Isabella Suarez)在這份報告的線上發佈會說。

今年受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印尼政府發布交通限令,大幅減少了雅加達的運輸量,但空氣品質卻沒有因此得到改善。

印尼環境部表示,今年4月中旬,也就是在開始實施「大規模社交距離限制」的軟性封鎖政策後兩週,空氣品質改善42%。但是美國大使館的數據則顯示,從3月下旬到6月初的PM2.5濃度其實上升了。

當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空氣品質都因為都市活動普遍減少而顯著改善時,印尼雅加達的狀況卻背道而馳。這或許代表,雅加達的空污來源並不只來自城市內部(——印尼環境部表示空污問題有80%都是汽車排放廢氣所致),也受到首都外的因子影響。

為了要證明這個假說,CREA的研究員分析了雅加達及其周遭(即位於西側的萬丹省與東南側的西爪哇省)的空氣品質與氣流樣貌(wind pattern)。他們發現,相較於2019年,雅加達、萬丹與西爪哇省的二氧化氮(NO2)含量都在封城之後下降了,因為其主要排放源(如汽車和工業)的排放量下降。然而他們也發現,從3月底至6月初的PM2.5濃度呈上升趨勢,這與美國大使館測站所得數據一致。

百公里外大型燃煤電廠PM2.5 隨風吹入雅加達  

由於PM2.5的傳播距離比二氧化氮還要遠,顯示來自城市外的跨境污染源是導致PM2.5濃度居高不下的原因。

CREA研究員隨後著手調查2017與2020年間,PM2.5濃度達每立方公尺80微克(80 μg/m3)以上、空氣品質指標達「對所有族群不健康」日數的風向。他們發現,污染物質會伴隨著風,從萬丹和西爪哇省的工業區與發電廠而來。

「當這個模型出現時,我們感到非常驚訝」,蘇亞瑞茲說,「這顯示,特定地區的風向與污染源排放之間確實有關。」

為更進一步限縮雅加達的跨境空污源頭,研究員們聚焦調查燃煤電廠排放的污染物質。他們發現,這些污染物可以從距離雅加達100公里以外的電廠吹入該市。污染物主要來自萬丹省的蘇納拉亞工業區(Suralaya industrial estate),其內有5座大型燃煤電廠,且根據氮氧化物(NOx)等污染物排放監測衛星資料顯示,這裡也是全東南亞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工業區。

事實上,CREA的報告發現,雅加達空氣中的PM2.5濃度還比萬丹省高,因為風將這些微粒由西吹向東。再加上蘇納拉亞的幾座電廠全年無休,就連今年稍早的軟性封城期間也照樣運轉,雅加達的空氣品質因此一直都很差。

報告指出,「蘇納拉亞電廠位於萬丹省最北,這裡的污染物質濃度一直都很高,也在全年造成雅加達空氣污染問題,其中在12月到4月間的影響最大。」


根據美國駐印尼大使館的空氣品質監測站資料,2020年1月到5月間雅加達的PM2.5濃度。紅色為「對所有族群不健康」、橘色為「對敏感族群不健康」,黃色則是「普通」。圖片來源:CREA

首都周遭燃煤發電量佔全國20% 污染管制寬鬆

研究員認為,雅加達的空氣污染物質也可能來自比萬丹和西爪哇省還要遠的地方。像是雅加達東邊的中爪哇省、西北邊的南蘇門答臘省與楠榜省等,都是雅加達「空品區」(airshed)的組成部分。所謂「空品區」指的是,同樣體積的空氣會頻繁地流動或停留於這個區域內。

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根據這個概念擬定政策。例如印度新德里的空氣品質測量範圍就不只局限於該市,也包括了該市往外延伸300公里的「國家首都轄區」(National Capital Region)。中國的北京和上海市也是如此,「國家重點控制區域」(National Key Control Regions)的範圍達這兩座城市向外500公里遠。

「可惜我們沒辦法控制風向與雅加達的地理位置」,蘇亞瑞茲說。「但我們確實可以控制污染源。」

然而,這些外部污染源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常被忽略——以國際標準來看,印尼對工業污染排放的管制很寬鬆。

2019年,環境部發布新版排放標準,實質上強化了對新建燃煤電廠的限制。但環境部卻容許雅加達周遭的新建電廠不受此限制,理由是這些電廠已經簽好購電合約或取得許可,不可以因為新的規範而受阻礙。另外,這些新的規則也不適用於既存電廠。

當新建電廠開始營運、既有電廠又繼續照常排放氣體,雅加達的空氣品質就會繼續惡化下去。


蘇納拉亞燃煤電廠(PLTU Suralaya)。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CC BY 3.0)

印尼政府規劃的31.2 GW(百萬瓩)燃煤發電量中,有20%都將位於雅加達附近100公里內。這個比例比世界上任何首都空品區都還要高,也將成為占比最高的固定污染源。這些新建燃煤電廠將對雅加達造成的污染,就好比在雅加達的街道上增加了1000多萬台汽車一樣。

在這之前,光是目前的污染程度就已經對公共衛生造成危害。

研究證實 市民健康、全國經濟皆受空污影響

「我們發現,燃煤電廠所製造的污染對雅加達都會區(雅加達及其周邊100公里內)居民的健康確實造成影響,據估計,雅加達都會區每年有2500例過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的個案與之相關,尤其是PM2.5問題」,蘇亞瑞茲說。

研究員參考哈佛大學針對東南亞燃煤電廠的疾病負擔研究,採用與之相同的研究方法。

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的實例包括了新增的氣喘病例、因氣喘相關問題而掛急診、早產、與中風、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有關的失能發生率增加,以及病假時間增加等。

「這一切背後都有隱藏成本」,蘇亞瑞茲說。「我們發現,燃煤電廠所造成的跨境污染成本是每年5.1兆印尼盾,或說每人每年18萬1000印尼盾。」

綠色和平印尼分會氣候與能源倡議專員安德里亞努(Bondan Andriyanu)說,空氣污染造成的經濟影響範疇不只侷限在雅加達。

根據綠色和平與CREA的分析,受到印尼4大都市(雅加達、萬隆、泗水與登帕薩)PM2.5濃度高的影響,今年前半年已經造成全國36兆印尼盾的經濟損失,這是印尼去年全年衛生預算的1/3。這份分析還沒有算入氮氧化物與二氧化硫(SO2)等其他污染物質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這顯示,只要空污不受控制,經濟損失就會持續不斷並向上累積」,安德里亞努說。「這將近是雅加達衛生預算的8倍。我們在分析數據的時候感到非常震驚,因為這只是其中一個污染物質(PM2.5)而已。」

CREA首席分析師梅利維塔(Lauri Myllyvirta)說,這些損失呈現在很多不同面向上,包括因為病假增加而造成的生產力與收入損失。

「人們比以前更常生病,因此產生直接經濟成本、收入流失、生產力變低等問題」,他說。「帶小孩去醫院也會使得你的收入減少。兒童氣喘的新病例增加。還有一大影響是早產問題。當嬰兒提早出生,他們在童年時期的平均醫療花費就又更高。」

哈佛研究:高PM2.5濃度下  武漢肺炎患者死亡率高8%

武漢肺炎更加凸顯空氣污染的影響。哈佛大學的研究顯示,在美國各郡,長期暴露在高PM2.5濃度下的居民,在罹患武漢肺炎這種會產生呼吸道併發症的疾病後,死亡的可能性比居住在較不受污染地區的居民高了8%。

一份針對中國324座城市所做的研究也指出,高濃度的PM2.5和二氧化氮,與22%的武漢肺炎病例數增加有關。另一份研究則發現,當中國的空氣污染程度因為封城而降低,PM2.5濃度卻仍然比WHO認為安全的標準高出4倍以上。這份研究的作者認為,居高不下的PM2.5濃度與燃煤發熱有關。

儘管有這些研究發現,印尼依然持續在電網中添加煤電:根據「全球能源監察」(Global Energy Monitor)的報告,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唯一一個在2019年上半年還在新建燃煤電廠的國家。

高爾:印尼應從煤電走向再生能源 加速永續革命

氣候行動者、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去年在馬德里的聯合國氣候對談中提起這個議題。他指出,印尼是東南亞地區的例外,他們現在還在計畫興建新的燃煤電廠。他呼籲印尼從煤電走向再生能源。此外,雖然他很高興看到印尼對減少碳排所做出的承諾,但他認為印尼還是太過於投入煤炭產業:印尼是全球燃料煤最大出口國,且該國的煤炭生產量佔了東南亞整體的90%。

CREA的蘇亞瑞茲說,武漢肺炎給了印尼一個逐步淘汰燃煤電廠並邁向再生能源的機會:為了要防止病毒擴散而施行的數種禁令,同時也放緩了勞工與原物料的流通運作,導致7個燃煤電廠無限期延後施工。

「在談論新常態(new normal)或重建往日榮華的當口,我們可以考慮採取其他替代方案,好讓我們不那麼容易受到此類污染及對健康和環境造成影響」,蘇亞瑞茲說。

高爾最近與新加坡星展銀行(DBS)在「氣候變遷與全面重啟」(Climate Change and the Great Reset)討論會上發言指出,朝再生能源轉型將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因此也能夠幫助經濟自疫情復甦。以美國為例,他說,兩個需求成長最快的工作是太陽能安裝人員與風機維修工程師。

「在疫情過後,我們勢必要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帶動經濟成長,而最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就是以綠色振興方案來達成」,高爾說。「朝向乾淨能源的轉型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已經開始了,而且這也已是其中一個創造最多新職缺的產業。如果我們能夠在疫情之後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我們就能更加速推動這場永續革命,而這同時也是能帶來非常多就業機會的產業。」

有待改進的空品標準設定與排放標準適用範圍 

蘇亞瑞茲說,除了應該要逐步淘汰燃煤發電之外,印尼政府也應該要修正該國的空氣品質標準,使之符合WHO的指導方針。

以WHO的標準來看,超過24小時暴露在PM2.5濃度高於25μg/m3的環境下就已經達到「對所有族群不健康」等級,但是印尼的國家標準上限則是65μg/m3

印尼政府可以做的還包括將2019年更新的排放標準適用於所有規劃中的燃煤電廠,以及與地方政府合作(包含萬丹省和西爪哇省政府),以確保整個地區的努力不會因為某個地方缺乏有效減污作為而白費。

「跨越數個省份的雅加達空品區內,所有電廠與工業設施造成的污染都會影響到雅加達」,CREA的報告指出。「既然爪哇島西部的固定污染源影響範圍橫跨多省,雅加達、萬丹和西爪哇等省份都應該要共同合作,設定污染排放控制目標。」

雅加達PM2.5指標若改善 千萬居民平均壽命增4.8年

芝加哥大學能源政策研究所(Energy Policy Institute)開發了一套「空氣品質壽命指數」(Air Quality Life Index,簡稱AQLI),可用來將微粒空氣污染程度轉換為其對壽命的影響。根據這個指數,如果在雅加達及其周遭地區減少空氣污染程度,使之符合WHO的指導方針,在健康上將會受益良多。

根據這個指數,如果雅加達地區的PM2.5污染程度能夠符合WHO的指導方針,那麼將有1100萬居民的平均壽命可能增加4.8年。

AQLI的數據與最近的空氣品質研究結果一致。這項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和NASA的研究發現,在美國,減少空氣污染所能省下的錢,比所需的花費還要多。

研究人員估計,減少空氣污染所能獲致的效益包括避免人口死亡與相關醫療支出,並增加勞動生產力,而這些換算後的收益是每年超過7000億美元。倡議者表示,再加上乾淨能源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便宜,這些事實應該可以作為能源轉型在財政上相當充足的立論基礎。

「其實空氣品質領域的科學社群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經提出這個假說,而現今的研究進展則是一次又一次地量化並確認此概念」,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空氣品質專家薩里(Rebecca Saari)告訴網路媒體Vox。「普遍來說,空氣品質的『共同利益』(co-benefits)價值超過氣候行動的花費,且通常是超過好幾倍。」

CREA的梅利維塔說,減少空氣污染所能帶來的好處,遠遠不止於平均壽命增加。

「如果雅加達的空氣變乾淨,這意味著什麼?」他說,「人民將會更加健康、醫療衛生花費減少、經濟生產力提高、出勤率變高,而且對企業、專業者與購屋者來說,城市也會變得更有吸引力。」

梅利維塔說,強調這些收穫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聽說過很多次,在燃煤電廠安裝更好的過濾器要花多少錢,或是讓汽車符合最高規格的配備又要花多少錢」,他說,「但是空氣污染所造成的成本也是真的,而且我們知道要怎麼減少它們、怎麼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參考資料

※ 本文經授權全文翻譯自報導,如需轉載請來信:infor@e-info.org.tw

作者

林大利

於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服務,小鳥和棲地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龜毛的讀者,認為龜毛是探索世界的美德。

黃鈺婷

以島嶼的豐饒之土為養分,長出清澈的眼眸,探問共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