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政黨 另闢環保戰場

台灣的政黨輪替，使得國家與環境運動的關係受到極大的衝擊與改變。總體來說，政治民主化與環境民主化並沒有必然的直接關係。一方面，政府宣稱環境保護的終極價值，2002年通過的環境保護基本法突破了以往模糊的「兼籌並顧」宣示，強調生態環境對於經濟發展的優位性；然而，為了幫助企業界根留台灣，環評的程序被簡化與縮短了，染整業廢水的排放標準也放鬆。同樣地，綠色矽島的政策藍圖提出了進步性的「公義化」與「永續化」的目標，但是新十大建設的政策卻是重新恢復以往的發展主義。



要理解晚近環境政策的搖擺與曖昧，關鍵即在於民進黨政府的結構脆弱性。相較於國民黨，民進黨的政治菁英在過去就與環境運動關係密切，而執政縣市長也以綠色執政為特色。政黨輪替後，有若干環境人士進入政府體系參與決策，像非核家園宣導委員會、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等機構即是。但是，一方面環境主管部門仍受限於更強勢的經建單位，且由於政治性質的職位任命，環境人士即使取得了形式的權力，他們的實際影響力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其施政能力受到高度制約：由於過去的「綠色執政」紀錄，使其容易被貼上反商標籤，因此「拚經濟」很快成為施政主軸。再加上上台後由於國際景氣低迷造成經濟表現不良，迫使國家更依賴於資本家投資。換言之，虛弱的國家招致反制運動的挑戰，既得利益團體反對新的環境管制政策，而導致了更冗長的協調，以及更有限的環境改革。在近年來的電動機車、二仁溪廢五金業、養豬業、限塑膠袋政策等爭議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強大的反制動員與管制政策的妥協與讓步。



很顯然，台灣環境運動的春天並未隨著綠色政府上台而來臨，但這並不能意味著春天是永不來臨的。環境運動者曾經嘗試過許多將社會力轉化成政治力的策略，包括參選、組黨、擔任公職等。然而對於環境團體而言，有必要重新思考既有的政黨聯盟策略。



首先，傳統的社會運動是透過國家權力之介入來達成其目標。然而，在國家弱化的情況下，這種國家主義的路線是有檢討的必要。因為即使環境運動者進入官署，更理想的環境治理方式也不一定會實現。而目前政治民主化與經濟全球化都削弱了政府對於經濟部門的管制能力，因此環境團體需要以其他方式來發揮其影響力。舉例而言，要監督工廠的污染排放，除了依靠政府頒訂的環保標準、僱用的稽查人員、購置的偵測設備以外，是否有可能透過社區居民的力量？在19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環境運動個案走向社區化的路線。這種在地化的運動經營是否創造新的社區意識，除了要求廠商回饋以外，更能將居民轉為社區環境的守衛者？



其次，環境議題的衝突解決難道一定要透過國會、政黨等傳統政治機制？誠如社會學家貝克（Beck）所指出，隨著政治治理的複雜化與科技因素的介入，越來越多的爭議不再是沿著舊有的政治民主管道獲得解決。新浮現的議題，例如環境保護、資訊倫理、生命科技、性別政治等，已經出現自成一格的發展趨勢，形成他所謂的「亞政治」（subpolitics）。對於台灣的環境運動而言，1990年代中期以來所新設置的環境治理機制的確更容許專家學者的參與空間，而在政黨輪替之後，運動取向的專家學者以及民間團體之參與機會更為提升。這使得環境人士的確更可能透過這些亞政治的制度，繞過政黨政治的場域去開闢一條嶄新的戰線。要能善用亞政治的機會，環境運動組織必得要走向專業化，至少他們得具備一些實用知識，知道如何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如何競標政府的委託案與如何在官方的會議中提出具有說服力與可行性的論證。



20年前，台灣的資本主義是反民主的，也是反環境的；20年後，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了，但對於環境的破壞與污染仍舊維持，也無法真正根除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已經相當程度解決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但卻未能進一步處理資本主義與環境、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對立。能否走上貝克所說的「民主的生態延伸」，將是未來的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