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盲的困難
「我請標本館的負責人建帆帶你去看一下台灣最老最舊的標本」、「針對自然資源的觀點，蔡博士也可以聊一些台灣早期的資源調查史。」某個休假日的下午，收到植物學者董景生的email，邀請我們採訪三月初開跑的《採集人的野帳》漫畫展。大概知道自己會被給予超量的植物知識，我甚至嚴陣以待地先睡了一個午覺才出門。
進了董景生的辦公室，坐在靠近門口位置的是花花，他的一部分研究是民俗植物；而帶我垂直水平在新舊標本館移動的建帆，為我打開了一份1927年採集的斜方複葉耳蕨。董老師很敏捷地切入了報導的重點，聊起這本植物採集職人作為背景的漫畫。
眼前這些植男們的滿腔職人感，只能用不可思議來形容，那種投入實在令人感到欣賞。不禁想起去年11月，在一次私廚活動裡，董景生負責向參加者介紹餐點中使用的台灣原生植物，餐會結束後還樂此不疲地和廚師們聊到深夜兩點。
先前曾有機會被董老師導覽過台北植物園，才知道狗尾雞的狗尾其實是兔尾草的根部，刺蔥真的刺刺的，仙草本人根本不是黑色的，魚腥草沒曬乾之前真的魚腥無比，南洋山蘇真的很嫩，難怪每天都會有人鋌而走險進植物園偷拔。
植物的科學知識出現斷層，很多人都變成「植物盲」（plant blindness），在所處的環境中，已經無法看到或注意到植物。植物漸漸從現代生活中成為消失的在場，大多數人可能都成了某個程度的植物盲（如果想要可愛一點，我們還可以自稱植物麻瓜）。
和我一起參觀植物園的同伴們，正巧和我一樣盲目。
「欸⋯⋯你還記得這個叫什麼嗎？」
「嗯？樟樹的一種？」
「這是什麼菊？」
「可能杭菊吧？⋯⋯還是油菊？」
「老師，這個是芒草⋯⋯啊，不對，好像是狼尾草⋯⋯」
相見不相識的失禮、叫錯名字的尷尬，永遠都在植物盲身上發生。
我有好幾次努力聞嗅植物的氣味、複誦著植物的名字（組合起植物名稱的那一串字極其陌生，有時只能先用注音寫下），但一走出植物園，卻宛如喝過一碗孟婆湯，再也想不起新植物的顏色、形狀與氣味。往後的日子，只好繼續用花、葉、草、樹來概稱所見的植物們，心裡總是有一種「叫不出你的名字，真的不好意思」的歉疚感。
缺乏看見植物和辨識植物的能力，其實也不是植物盲的錯。數位世代普遍和自然環境失去了連結，造成了我們全家都是植物盲的結果，連在市場買菜、或在滷味攤夾青菜都得害羞地問一聲：「請問這是什麼菜？」如果能認出A菜或紅鳳菜，有時甚至還能贏得一個佩服的眼光。
已經不是第一次聽董景生這麼說：「歐美國家有很多新創意是來自對資源的了解。台灣有許多資源上的選擇，但一直做得不夠多，也導致現有的資源往往沒有極大化。」嗯，想想野外的幾度稀少的水蓮還能出現在菜單上，確實也是因為清脆的口感受人喜歡，而被人們努力吃回來的，「商業化」在此刻變得好讓人喜歡。
或許也因為我們不夠清楚植物園還有除了約會、呼吸清新空氣、寫生、做晨操之外的功能，所以一直無法脫離植物盲的身分。植物職人於是無所不用其極，透過策展、導覽、體驗活動、或是與藝術的跨界合作，把苦口婆心的科普教育，轉換成甜美可口的溝通，讓植物知識能夠返回大眾的日常。
儘管是蕞爾小島，台灣就像是天生幸運的田字草，擁有5000多種植物，其中甚至約有四分之一屬於特有種。散步在台北植物園，所折射出的不僅是身為植物盲的自覺，更是一份從植物認識台灣的慶幸（如果你小時候是文青，請搭配一首 1976 樂團的C.K.M）。
三月下旬，騎著腳踏車在汀州路上，忽然聞到一陣不太合理的香甜，原來是苦楝已經開花。
原來，我還可以記得她的樣子和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