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槌落下主張保障生存權的氣候訴訟式進擊中

2021年06月09日

共同企劃：低碳生活部落格、環境資訊中心；文：倪茂庭（台達基金會低碳生活部落格寫手）

統計至2020年5月，全球氣候訴訟共有1727宗，其中的1308例發生於美國，此外，更有超過一半的訴訟於2015年《巴黎協定》制定後提起，將國際條約的目標進一步鑲嵌進各國司法實踐中。2021年3月24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再度落下法槌，確認《聯邦氣候保護法》違憲。當氣候按鈴申告，法院該如何共同維繫氣候治理？

全面啟動氣候訴訟

氣候變遷議題本身的大尺度與多元性，再加上各國氣候法制及司法救濟的不同，氣候訴訟的態樣更顯廣泛。

基本上，若以被告區別，約有75%的訴訟以政府為被告；案件從過去集中在個案式的訴訟（例如開發個案未審酌氣候變遷的環評訴訟），近期則以訴諸氣候人權保障為核心的趨勢。另一方面，隨著氣候歸因科學、綠化資本流倡議等進展，企業排放大戶也逐漸成為氣候訴訟的被告。

關心環境的大眾除了希冀法院直接判命排放大戶針對公害行為負責之外，也嘗試透過氣候變遷財務風險揭露、確認氣候變遷風險為公司董事忠實義務的範圍，甚至質疑企業漂綠的不實廣告侵害消費者權益等面向作為訴訟策略。

原告們對未來世代氣候保護的訴求。圖片來源：Stephen D. Melkisethian（CC BY-NC-ND 2.0）

邁向氣候訴訟2.0

如此多元的氣候訴訟類型，強調的已不再是單純個案式的環境議題，而是更加期待藉由司法擴大對於氣候變遷的社會構框，以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完善氣候治理。更明確來說，是要將氣候訴訟作為系統性改善氣候治理的一環，透過司法檢證氣候法制是否完備，敦促政府、私人落實氣候行動的義務，也藉由各階段的訴訟程序，創造更多低碳轉型的機會並凝聚社會共識。

然而，策略性的訴訟也存在著風險與成本，並且與政治、社會動員的努力環環相扣，因此還須發展更適切的評估方法，進一步探究氣候訴訟帶來的實質效應。

從荷蘭、德國的經驗看氣候訴訟驅動轉型

荷蘭NGO「迫切議程基金會」（Urgenda Foundation，下稱Urgenda）控訴荷蘭政府，自2013年將案件送進海牙地方法院審理之後，一路勝訴至最高法院，於2019年12月正式判決確定，政府須於2020年前至少減量1990年溫室氣體放水準之25%，才足以履行正在在氣候變遷威脅下對人民生命權與私人生活權利的積極保障義務。

Urgenda的勝利成功翻轉荷蘭氣候行動。為了執行2018年的二審判決，政府決定提前讓原本合法得商轉至2024年1月1日的燃煤電廠，即刻於2019年底永久除役；2019年判決確定後，荷蘭政府也於2020年4月正式接受Urgenda等800個公民團體共同提出的「54項氣候解方計畫」中的30項倡議，其中，最亮眼的莫過於決定3座僅商轉5年的燃煤電廠，必須卸載75%的裝置容量。

其次，Urgenda更掀起全球新一波的氣候訴訟浪潮。例如，2021年2月勝訴的法國氣候訴訟，認定政府的消極作為構成氣候生態損害；同年3月，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也遭判決違憲。

以德國違憲判決為例，判決直指德國《聯邦氣候保護法》（Bundes-Klimaschutzgesetz, KSG）中針對2030年後的氣候目標保障不完備，致使未來世代的自由權利高度暴露於危害中，有悖於德國基本法第20條A之規定「國家對於世世代代應於合憲秩序範圍內，以法律保障自然生活環境與動物」，據此判決KSG違憲，並且判命德國政府應於2022年底修訂KSG。

適逢9月大選前的德國，綠黨又挾著空前人氣，各黨派政府無法迴避法院的判決與低碳轉型的社會共識，旋即於5月11日由德國氣候內閣決議通過全新氣候協定（Climate Pact），包含提高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從減量1990年排放水準之55%提升至65%、2040年減量88%、2045年達成淨零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