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草鴞飛過】研究與保育
童年初遇草鴞 成就日後鳥類專家
「有人說草鴞的雛鳥很醜，但我覺得，牠實在醜得很可愛。」早在童年時期，蔡若詩便曾初遇草鴞。
當時住在霧社的蔡若詩，在路邊見到了遭人抓來販賣的草鴞雛鳥，那幾張望向他的獨特臉龐，讓他久久無法忘懷，事後忍不住央求知情的大人帶他前往抓捕草鴞的現場。
「那裡是靜觀，比霧社還要更深山些。」早已不見鳥蹤的巢穴周遭，只見一地的老鼠骨骸。蔡若詩所敘述的這個地點頗出人意料，居然不在一般所認知的平原或淺山，「那裡海拔雖高卻不是森林環境，而是崩塌地形，並且視野相當開闊，其中剛好有一小塊緩坡的高草地，牠的巢就築在當中的小平台上。」
因緣際會下，行蹤神秘的草鴞，數十年後成為了他的研究對象。
排除臆測 進行大尺度的草鴞族群分布調查
又是初秋夜晚，開始要進入草鴞繁殖期了。
月光下，嘉義大學蔡若詩老師的研究團隊攜帶著錄音機、在大片及腰的高草叢中舉步艱難地緩緩前行。到達預計樣區地點後，夜幕低垂的大地靜悄悄，當研究人員輕輕按下錄音機的播放鍵，空中開始傳出預錄的草鴞叫聲，希望藉此引誘同類現身。
「如果這裡是我的地盤，當聽到同類叫聲時，我得現身宣誓一下主權。」這是回播技術，常應用於稀有或行蹤隱密的鳥種分布調查，蔡若詩說，「我們沿用了屏科大孫元勳老師的研究方法，希望藉此提高調查的偵測率。」
回播技術，可搭配現場人力調查或改以錄音機收音方式進行，前者較耗費人力，但偵測率較高，因草鴞有時僅現身而未發聲；後者則在人力經費上占優勢，因此兩者會相互搭配進行。
草鴞，在2016年台灣鳥類紅皮書名錄中被列為瀕危物種，有人樂觀估計其族群數約500隻，也有保育團體認為其未及100隻；但這些數值多為依據有限的觀察紀錄而生的個人臆測值，尚缺乏系統性的長期監測調查作為基礎。
蔡若詩不傾向對此驟下判斷，希望透過科學性的研究方法來進行，「草鴞這個物種行蹤隱秘，不易研究，不只族群量，一直以來，我們對牠的生態習性所知有限，對其族群分佈現況或趨勢也不清楚。」
棲地多樣性愈高 草鴞出現機率就愈高
因此，蔡若詩在林務局的經費補助下，自2015年到2017年，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的平原及淺山區域，設置了47個調查樣區，然後依分級（草鴞出現機率高低）、依季節（包括7月到8月的非繁殖季；10月到11月的繁殖季前期；隔年2月到3月的繁殖季晚期），持續進行草鴞族群的普查研究。
「我們在每季的調查，會於短時間內密集重複做三次，以提高偵測率，每次都在夜晚進行，每個樣區又距離遙遠，實在非常辛苦。」多少個月夜下的努力，夜間監測的時數早已破千。
這項以占據模型為架構的長期監測系統，三年調查下來，發現有草鴞現身的樣區數，有時一季只有二、三個，有時一季可有十多個，總計共19個樣區出現過草鴞。這個占比約四成，看似不低的結果，其實有一個特殊的背景：當初所設立的這47個樣區，許多都是事前已知有草鴞分布的區域、而非完全隨機的取樣。
調查結果發現，台南及高雄是草鴞分布的熱點區域，嘉義則稀少許多，為了方便進一步說明，蔡若詩取出地圖，指向其中點位密集而呈帶狀分佈處，「你看這些地方都與流域相關，像是台南的曾文溪、鹽水溪沿岸或是高雄、屏東交界處的高屏溪沿岸等。」除了沿岸的高灘地，有草鴞現身的地方，還有農田、牧草地、軍方用地周邊、台糖土地、廢棄的工業區、工業區預定地、以及惡地形等。
「此外，我們還發現棲地多樣性與占據率呈正相關，」蔡若詩進一步分析草鴞分布動態以及其與環境的關聯性後發現，「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地方同時有高草地，有河川，有農田，草鴞出現的機率就會高很多。」
「只是，雖然我們知道草鴞容易出現在棲地多樣性高的地方，卻不知道牠在甚麼情形下、實際上會使用到的小尺度關鍵棲地是甚麼？」蔡若詩占據模型的每一樣區是2公里×2公里的網格，可依此進行大尺度的地景分析，但當我們想要知道在棲地經營管理上，更小尺度的關鍵環境因子時，就遇上了瓶頸。
啟動草鴞衛星發報器追蹤研究 全球創舉
占據模型的研究方法，著眼於草鴞的族群分布及族群趨勢監測，也可依據有草鴞現身的棲地環境分析，據以延伸推測調查樣區外、是否也可能是草鴞可利用的棲地環境。
但蔡若詩希望進一步從個體的角度出發，對於牠們的生活習性與棲地條件有更多的掌握；逐漸成熟的衛星發報器技術，為他提供了絕佳機會，「我們希望透過單一個體的追蹤研究，告訴我們更多生活上的細節。」
2017年開啟的衛星發報器追蹤研究計畫，讓台灣成為世界上最早採用衛星發報器追蹤草鴞的國家，這個創舉也讓我們一步步揭開了草鴞生態習性上的神祕面紗。
採用發報器追蹤研究野生動物的行蹤多有案例，台灣黑熊，甚至同為鳥類的黑面琵鷺，也同樣採用過發報器追蹤；形式上可分為地面追蹤使用的超高頻率發報器（Very High Frequency，VHF）和衛星追蹤（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VHF發報器收訊距離短，只適用於1-2公里內活動範圍較小的物種，所以像是長距離飛行的候鳥，就不適用。衛星發報器則是用衛星來定位及傳送訊號，不論目標跑到天涯海角都能追得到，也不會受限於地形。
精準追蹤點位 掌握小尺度的微棲地環境分析
但，哪裡可找到草鴞裝上發報器呢？
這一天，國道三號中埔交流道旁，兩輛轎車約好在此會合。
蔡若詩帶著已經充飽電、做完排程設定的發報器從嘉義大學出發，在此將發報器交給曾翌碩，再由曾翌碩連同他車上的草鴞載往台中，委請訓練有術的專人，將發報器繫綁在草鴞背上。
曾翌碩是臺南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總幹事，也是此計畫的協同主持人，鳥隻來源，便是透過他的救傷系統，提供救傷後的草鴞，於野放前綁上衛星發報器。
「如果我們備好了發報器，卻一隻鳥都找不到，如何進行研究？」草鴞除了行蹤隱密不易捕捉，捕捉過程也可能對牠們造成不必要的干擾或傷害，保育單位因此也不會輕易核發捉捕瀕危鳥種的許可證。
對蔡若詩來說，曾翌碩的救傷系統為台灣的草鴞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機，「我們從早期一年只有三、四隻開始累積資料，到現在已繫放22隻揹負著衛星發報器的草鴞，陸續完成資訊反餽的任務。」
一開始，受限於草鴞晝伏夜出的特性、太陽能電池無法非常有效率地充電，而非太陽能電池又有既定蓄電力上的限制，蔡若詩因此先將回報點位設在草鴞的「日棲點」上，也就是草鴞白天睡覺的地方，一天回報一次，「與其每小時都回報點位，沒幾天就電力耗盡失聯了，還不如一天一次、先取得較長時間跨度的日棲點觀察紀錄。」
有了衛星發報器精準地追蹤點位，就可進行小尺度的微棲地環境分析。
「日棲點在哪很容易判準，因為有GPS定位，」蔡若詩以日棲點為中心，劃設半徑100公尺的圓，調查此範圍內的土地利用類型，進一步了解草鴞的棲地利用樣貌與生態習性。
其中，草鴞使用超過三次以上的日棲點，蔡若詩另外劃設10公尺×10公尺的樣格，進行植群組成及結構調查，每1公尺記錄一筆植物，每5公尺記錄一筆植物高度，並測量樣格內的植被垂直遮蔽度。調查結果為白茅、巴拉草及長穎星草為最常被利用的種類，而白茅的遮蔽度最高。拿著比例尺在日棲點測量白茅莖高的蔡若詩說，「草叢的結構很重要，包括草葉的質地、疏密度等，還有高度，我們發現草鴞偏好使用的草地，大約都落在8、90公分到1公尺左右的高度。」
只是，「一般人應該不會想來這裡踏青吧，我們做調查時，每走一步，都要將腳高高抬起，才有辦法邁出下一步。還要時不時堤防草叢中的蛇。」蔡若詩苦笑說。
從地點上分析，蔡若詩繫放的22隻衛星追蹤個體，竟然每一隻都曾現蹤河灘地。「河灘地既可日棲，也可築巢。我們有一隻個案就在濁水溪口徘徊，一住就是半年。」
除了河灘地，衛星追蹤調查也與占據模型研究，取得相當一致的結果，草鴞利用的日棲點以大面積草生地、軍事基地周邊、廢耕農地等，占比較高。這些土地都是受到人為或自然擾動，而形成演替初期的開闊環境：除了人為擾動，大自然遭遇洪水、火燒、山崩等各種干擾後，產生演替循環，最先長出來的，就是適合草鴞的草生地。
草鴞行蹤解密 結果出人意表
緊鄰馬路，路邊還設有路燈的工業區，區內廠房一間間矗立著，但稍加注意可以發現，廠房旁、靠路邊這側的荒地上長草了，「就是這處小小的三角形範圍，一隻我們衛星追蹤中的草鴞，就在這裡住了一個禮拜。」不論出現地點或是草生地的面積，都跌破專家眼鏡。
草鴞的日棲點，雖然還是以大面積草生地占多數，但即使像上述這樣的一小塊草生地，並且緊鄰人類生活空間，也是牠可以利用的環境，蔡若詩說，「往好處想，這顯示牠對人為干擾具有一定程度的適應性與耐受力；但往壞處想，也可能反應出高品質的草鴞棲地可能不足的窘境，而讓牠們被迫利用品質較差的棲地。」
除了獲得日棲點的環境利用模式，蔡若詩也想利用衛星發報器追蹤技術，進行草鴞日棲點移動模式的行為分析，「我們想要知道，草鴞的日棲點是否重複利用，以及重複利用的情形如何？」
分析結果發現，「只待一天就走的比例很高，將近七成，但也有很多個體，在同一個日棲點可待到十天以上、有的甚至可待到將近一個月。我們的設定是，GPS點位若在10公尺內就視為同一個日棲點。」
而當蔡若詩進一步分析後發現，個體日棲點活動範圍最高紀錄為405.4平方公里、活動核心範圍為20.4平方公里，「但九成以上個體，還是都在鄰近的2公里內活動。」
此外，從性別上分析，也存在顯著差異性，「公鳥的活動範圍，在日棲點上的移動距離相對低一些，而母鳥就要看季節了。」蔡若詩打開電腦，顯示畫面中的動態地圖，解釋兩隻行為迥異的母鳥動態，「雖然這兩隻都是母鳥，其中一隻長期維持在固定地點不動，表示牠處於繁殖期，正在巢中孵蛋，由公鳥叼回食物給牠。而另一隻活動力驚人，有很高機率應該就是母亞成鳥。」
原來，草鴞係由公鳥占據領域，而尚未配對的母亞成鳥，在繁殖季前期會外出四處求偶，往往一個晚上跑了好幾個點，直到天亮返回日棲點休息前，竟然一晚就飛了5、60公里。
此一發現，也為未來的研究方向及保育政策提供了線索。
未竟之路
對於瀕危物種來說，草鴞占據模型研究除了希望藉以了解牠們的族群分布外，也希望了解牠們的族群趨勢變化，而這需要更長期的持續監測調查才能辦得到，「我們在首次監測調查後，可以先建立起一個基準點，之後還需要持續進行才能加以比對，牠們的族群量是變多或變少了？以及棲地環境是否發生變遷？而棲地變化與草鴞數量間的互動影響又是什麼？」
由於具繁殖力的個體，最關乎族群存續的未來，「我們之後的監測工作，會更聚焦在繁殖期，」蔡若詩補充說，也會再加上從衛星追蹤研究所獲得的資訊，加以修正，「主要會在11月前後進行，因為要避開繁殖前期會長距離到處飛的母亞成鳥，以及繁殖後期陸續離巢的幼鳥。」
同樣的，截至目前的衛星發報器追蹤研究，雖然已取得不少關於日棲點上的相關訊息，但關於草鴞的育雛地，卻還是所知有限。
「我們曾經追蹤一隻個體，知道牠即將要開始繁殖了，卻因發報器電力耗盡而斷訊，故事就停在這裡。」蔡若詩表示，後續努力方向，希望可以補上草鴞繁殖期的相關資訊。
一項蔡若詩正進行中的工作是，「我們想知道，草鴞日棲點使用天數較高的地方，跟只使用一天或少天數的，兩者的微棲地條件是否不同？那些使用天數較高的，會不會跟育雛地的環境較接近？」另一項也剛開始不久的工作是，「我們會一週先挑一天晚上，進行多點位的回報，希望透過多點成線所畫出的移動路徑圖，了解牠們夜晚的行為模式，以及晚上都在哪裡『開趴』？」
可想而知，未來隨著我們對於草鴞生態及生活史有更多的解密，就能更精準地對應到保育政策的擬定，「像高雄鳥會一直在問的，在認養區域土地時，到底草鴞在繁殖季時需要多大的面積？」蔡若詩舉例說，「還有今年已開始上路的生態服務給付政策，到底應該將補貼經費放在哪些農田類型更具效益？」
此外，畢竟因目前的衛星發報器研究個體僅有22隻，若希望降低因個體差異性可能帶來的干擾，進一步取得更客觀的訊息，確實也需要未來有更多的樣本數匯入分析。
未來，唯有在多方經費穩定的支持下，草鴞研究與保育才能有更好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