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五年的拍攝時光裡，許哲嘉原本想從原民議題的角度切入，卻在歷經自身生命的跌落、轉折並停拍兩年後，重新找到了完全不同的切點。再進入現場時，他重新在來自台東的阿美族、60歲的被攝者噹噹身上，看見了一個獨特而迷人的新視角，在裡頭，有他身為一個中年男性投射的失落、挫敗，也有他一直渴求的整合與自我和解⋯⋯。
在大敘事的切角裡一度遭遇阻礙
一切，從地方報上的一小則報導開始。
「2012年，我在宜蘭地方報紙上的一小則新聞上，看到這個報導覺得有趣，這個年代竟還有這樣的一個地方，每年聚集來自各地捕鰻人，當時覺得滿有『異國情調』的，在一般生活脈絡裡比較少見，離我住的地方又只有30分鐘車程，對一直想做更深入的題材的我，很具吸引力。」
2014年，因小孩教育關係而搬到宜蘭的許哲嘉，看到報導後便帶著一股好奇，拿起了攝影機，走進蘭陽溪的東港。初始，最引起他注意力的，是其中一些來自三鶯部落的原住民。當時，他們正面臨土地正義的抗爭問題，許哲嘉很快地意識到其中關於族群與生態的敏感議題。因此，他原本對作品的想像是藉由這群捕鰻的原住民，深入他們的族群生活及內心狀態，呈現一種「捕捉與被捕」的生存隱喻。
「對我來說，都市原住民的遷徒游移與建立家園的狀態，跟捕鰻之間有一種詩意的連結。鰻魚的幼苗，在菲律賓的馬里亞那海溝出生，整個成長期沿著台、日、韓溯流而上，經由五、六個月的時間，長成成鰻後再回到馬里亞那海溝產卵、死亡。然而，整個產業的運作改變了牠的生態——幼苗被半路攔截，經由人工飼養成產品，再販售送到其他亞洲國家，致使牠們無法回到真正的家。這跟都市原住民在整個遷徒的過程中，為了生存，許多天性在所謂的『文明』環境裡做了很大的改變，有很相似的呼應。這個隱喻的連結，激起了我一個閩南人的好奇。」
當時，他原本鎖定的拍攝對象是一個來自三鶯部落的女性捕鰻人（捕鰻人大都為男性，女性很少親自下海，多半在岸上做後續處理的工作）及一名年約30、做油漆工的都市原住民。他想知道，除了在海邊日復一日的等待、捕撈之外，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什麼。他一邊深入了解捕鰻產業的所有細節；一邊跟著被攝者回到自己的部落，也拍了一陣子的抗爭行動，試圖記錄更深入的東西⋯⋯然而，卻遇到了很大的障礙。
他發現，這群在海邊面對陌生人可以很容易展現友善、相知相惜的原民，對於他人進入他們的原生家庭，卻充滿了顧慮及距離感，且並不是很願意。不只被攝者，被攝者的家人也是，他嘗試了兩年，基於拍攝倫理及尊重，最後不得不放棄。
問他，怎麼看待被攝者的心境？他坦然地說：「對很多成長中相對安穩的城市人來說，可能很難想像，為了生活，他們剛開始容易信任人，其實是一種社會化、不得不的狀態，但，若自己的生活長年奔波，且常遇到變卦及意外，很自然會產生一種自我保護。當你要進入更深層的信任感時，就容易觸及那道敏感的神經。」
停拍後，生命的困頓反打開了全新視野
然而，紀錄片之所以可貴，也就在於它永遠無法預設結果，因為真實的世界永遠百轉千迴、無法以任何論述概括。
那兩年，紀錄片停拍，許哲嘉也剛好面臨重要的生命轉折。從大學時期就投入紀實影像創作、接案的他，在婚姻裡遭遇了經濟及情感的同時挫敗，他重新思考，自己該如何在創作與現實間有更好的平衡？他開始學習更多商業接案的能力，拓展更多財源以讓生活穩定，更重要的是，年過40的他，重新思考，身為一個男人存在的意義。
「年輕時說沒錢，可能是一種文青式的憂愁；進入中年，你的沒錢是真的形成了巨大的困境。離婚後，我認真思考，我跟這世界的關係究竟是什麼？為什麼而存在？我需要一個典範，然而，那時，我在父執輩裡從未看過一個將自己生命價值整合得很好的典範。」
所謂的整合，不是指社會地位及經濟上的成功富裕，而是在生存、生活的定位之中，與自己的生命價值展現一種深刻的統整。他出生於中產階級閩南家庭，大學畢業後，原本能一步步過著安穩的生活，偏巧他喜歡的是冷門的紀實影像，也剛好在中年時遇到了挫折，致使他停下腳步，在這脫離世界對成功男性期待的節點上，重新思考：「我是誰？」
隨著商業案接得愈見熟稔，原本也能一路追尋安定，不再碰觸這部停拍作品。然而，他選擇在創作中繼續前行。
「有時，你也不知為什麼會一直很想拍下去，即便在停拍那兩年，有時間我還是會去海邊看看。這方面我是有點『命運論』的，當時我什麼都沒有，不擔心還會失去什麼，我轉念一想，我能做的就是從作品去呼應我生命當下的困頓。」
再進入現場，這股對於中年生存的疑惑，反而帶給了他前所未有的視角。他放下了土地正義、族群遷徒、性別生態等大論述的思考，單純地從自己最好奇、最渴望了解的點出發，他放鬆地帶著自我投射進入現場，不再帶著明顯的想像去找人物、引導故事發展。
於是，他看見了主角噹噹。
「噹噹在我拍攝的第二年就認識，但我當時沒有看到他，再進入現場時，凝視的渴望在他身上愈來愈清楚，我沒把握能成功，但因為沒什麼好再失去的，所以反而不怕。」
在噹噹這台「拼裝車」上，看見黏合生命碎片的能力
來自台東成功、60歲的噹噹， 有一個小他15歲的女友舞賽。在片子裡，許哲嘉安靜地凝視噹噹與世界的關係。「噹噹的生命多元而跌宕，但我沒有採取通俗的敍事策略，雖他的生命非常具體且通俗。」
噹噹國小畢業後就跟著族人到高雄前鎮漁港去做遠洋漁工，去了歐洲、美洲、印尼⋯⋯也因漁船非法進入經濟領域，在印尼被關過一年。回台灣後，在樹林一帶跟一群阿美族人再度做起板模工及木工，自己開了間木工廠也當了老闆，正當生意做的不錯時，命運之神再度找上了他。
工廠內意外的一場火災，把他的木工廠燒毀。錢都沒了，他為了節省開銷跑到樹林鄉下的某座山裡，搭了簡陋鐵皮屋靠著發電機過生活⋯⋯因母親的一句話，告訴他：「回家吧！」他一人帶著三位年幼的小孩才再度回到原鄉，開了一間卡拉OK店，賺了不少錢，卻又喝酒喝到身體垮了，開始思考接下來該怎麼生活⋯⋯。
他想到父親小時候曾教他打獵及射魚，在台東他特別愛射魚，愛著關於海的一切，因此，後來他一邊在家鄉做著臨時工，一邊不定期遠從台東成功鎮來到宜蘭蘭陽溪口捕鰻。
這樣一個原本能被詮釋成「悲情」、「非主流」、「弱勢」的典型原民角色，許哲嘉卻從他的投射之中，看到強大而溫柔的生命力。
「噹噹對我而言是一個很不典型的角色，是一個『命運的藝術家』。他小時候不信基督教，近50歲才成為信徒，那一路以來，他是靠著什麼樣的信念去黏合自己破碎的人生？噹噹經歷了這麼多，他大可以在酒精之中迷失墮落、直接沈淪，但，他對於苦難，對於身邊能抓取的資源、如何繼續生存，依然很清楚、很積極；而對愛的女人及孩子，依然給予很高的陪伴及付出，我眼裡的他，就像一台很『屌』、很獨特的拼裝車。」
片裡，噹噹面對患有躁鬱症、社會現實感並不好的舞賽，花了很多心力陪伴、開導。他是舞賽的男友，也像舞賽的父親。舞賽生氣時，他會發揮極強的幽默及溫柔示弱，積極修復兩人關係。許哲嘉常從旁觀察噹噹與舞賽間那份互相需要、互相依賴的情感，覺得很美。而噹噹的前妻，很早就落跑了，留下三個孩子，全由噹噹及母親一手帶大。
「噹噹本身的生活就已經夠辛苦了，但，做為一個父親、一個愛人，我看見了他在能力範圍內，全力付出他的愛，而他整個拼裝車的核心，就是阿美族裡、那份人跟土地、與神之間的關係，並融合了基督教信仰，對我來說很特別。」
片尾，噹噹的祈禱，正完整顯現他的生命核心，他說：「親愛的主耶穌，因為生活缺乏，我要去宜蘭工作，一路上請指引我明亮的方向，並且平安抵達，旅途中如果受到撒旦擾亂，請讓厄運遠離。這世界大海的食物，都是祢的，請允許我捕捉到我所需要的。阿們。」
拿到應拿的，接受得不到、不屬於自己的。這段話，在當時的許哲嘉聽來，不只是一段禱告，還是一種對生命溫厚強大的整合。「我那時和世界的關係，相較之下比較衝突，事業不順、關係不順，找不到清楚的定位。但，認識噹噹後，我終於知道，那個整合，意謂能把生命的各種碎片重新縫補、黏合的能力；同時，意謂著一種對命運的信任。」
何謂信任？他說，「信任自己可以，信任你的愛人，信任你心中的『神』，不管那個神是誰，信任命運有時會遺棄你，但，也會再度靠近你。」
正如噹噹，在經歷生命各種苦難後，仍對世界有一種相信和接受，「不只在捕鰻場域，在其他地方，我都看到那股相信，他一直帶著一份盼望跟明確走在路上，並臣服自己有時會得到，有時不會得到。我們的生命經驗中，很少人會教我們『臣服』，但，我在自己及噹噹的身上，都感受到經由巨大的臣服後才能得到的生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