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上篇）回到片中對捕鰻產業的觀察，他說，其實滿悲觀的。捕鰻產業主要源於日本在每年夏季的「土用丑日」的飲食習俗。而鰻魚幼苗從馬里亞納海溝順著黑潮游上來，第一個經過的國家就是台灣。鰻苗在此分為兩種，一是合法地在台灣養殖後，成鰻會送上飛機被送到日本各餐廳；另一種則是走私，人類在海邊抓到鰻魚幼苗後，送到香港、走私到日本，在日本魚池裡再從鰻苗養殖長大。
日本在亞洲主要的鰻魚供應國家為台灣、中國及韓國。在台灣，各河口地都可以抓到鰻苗。在正常的生態裡，鰻苗會逆流到河口中上游，五、六年後才會回到馬里亞納海溝，而當愈來愈多人在河口攔截，能撈的鰻苗都被撈光，每一年能回到中上游的就變得很少，在鰻魚很難回去源頭產卵的情況下，生態數量自然愈來愈少。早期，一次能撈上幾千尾鰻苗、還多到能拿去餵雞鴨的盛況已不復見，轉而瀕臨絕種。這十年來，鰻苗的價錢也從一斤3塊、5塊，到現在一尾如髮絲般的鰻苗就要價70到200塊。
在產業衰退的情況下，海邊的捕鰻人，一天的收穫量也愈見稀少，以前一晚的捕撈就能賺近數千元甚至萬元，現在一晚有時只能抓3到7尾，而蘭陽溪口因河口腹地廣大，總量大約就占了全台灣鰻苗產量的四成，每年仍然吸引許多人來此捕撈。捕鰻的人在觀察到有魚可撈時，會互相通知，各地的捕鰻人就得規劃是否放下手上原本的工作，來此捕撈約一到兩周。
環境險惡，捕撈全憑運氣
然而，來此也不一定保證有，全憑運氣。有時放下了原本的工作，來此也一無所獲，很容易兩頭落空。海邊環境惡劣，尤其東北季風來時，住在由帆布搭成的帳蓬內，晚上很冷，白天很熱，沒有乾淨的水，要去外面載進來。
在此聚集的原民，在近四個月的時間裡，自然地在海邊發展了一種部落模式。晚上，大家烤火聊天，老長輩會跟年輕人講道理、說故事，分享如何在這很難穩定的工作裡做出正確的選擇。有時，白天他們會去海邊撿貝類、野菜、海草，煮食風味餐，致使這裡與台灣其他捕鰻的河口，在相較之下有著獨特的文化。
捕鰻的工作並不輕鬆，捕鰻人在約傍晚時走入海裡，將自己浸到海水約至胸膛的位置高度下，拖著一個大型不鏽鋼架，在海邊不斷巡迴走著。鋼架後方有個網袋，每走30至40分鐘後，待網袋幾乎裝滿，再回到岸上。此時，同行夥伴會來幫忙挑選，看有沒有鰻魚苗，沒有的話就把裡頭的雜物清乾淨，再讓捕鰻人繼續下去走，每晚約從7點走到凌晨4點。
海況凶險，每年平均死二到三人是常有的事，除了飲酒問題，也因海流潮汐變化大。頂尖的捕鰻人一季大約可賺20到30萬；而大部份的人，都要承受各種風險，很多人徒勞而工，唯有愈穩定、愈能掌握生活節奏者才有辧法賺錢，如噹噹。
「這也是我在噹噹身上看到的生命力，他在各種不穩定之中，仍能找到一種穩定的節奏繼續求存。我們大部份人，價值感和能力大部份來自一種社會化的賺錢能力，很少擁有這種跟大地萬物間協調、平衡的能力，因此不太知道自己和世界的關係是什麼，因為，真實地活著，並不是只有社會性的肯定而已。」
拍攝原民，也處理更立體的生命哲思
事實上，這不是許哲嘉第一次拍攝與原民相關的題材，2014年他曾拍攝台東土坂部落排灣族醫師徐超斌，記錄徐醫生在部落日夜巡迴奔波醫療，直至中風倒下仍持續為催生南迴醫院努力。這部名為《沒有終點的旅程》的作品，入圍了第37屆金穗獎一般作品類最佳紀錄片。
對許哲嘉來說，從《沒有終點的旅程》開始，他就開始對男性的整合議題產生好奇及追尋，並在徐超斌這樣將自己全然投身於非主流價值中的男性身上尋找投射。問他，身為一個閩南人，為何對原住民題材特別有興趣？他說，他其實並不那麼直接去處理原民議題，他會熟讀各種背景知識，但，一進入現場，他會把拍攝對象看成一般人，只是剛好有這樣的身份背景，穿透性會更強大。
「原民身上，你常不只能看到人類的社會性，還能穿透信仰、神話、土地，整個人性會變得更立體。」一如徐超斌中風後，他大可以認為自己被上帝遺棄，卻持續成立「方舟教室」，把部落年輕人找回來，一起照顧部落孩童，並把排灣族巫師信仰整合進醫療，持續面對政策推動的困難。回想起來，當時，他在徐超斌身上，就已看到一個更立體的男性典範⋯⋯在原民脈絡底下，卻也超越了原民脈絡，一種更廣義的精神哲思。
對他而言，拍攝對象可以是一個原民，可以是一個平常人，也可以是特種行業的小姐，對創作者來說，都是投射。因此，下一部作品，他想拍一部當代的故事，背景與殖民時期有關，發生在花蓮玉里，既紀實也劇情——對他而言，在整合之下，形式可以更自由。
對現實感的整合有助創作，持續讓更多生命被看見
距離那個跌進生命谷底的節點，已過了好幾年，許哲嘉從谷底開始重新尋找與世界的關係。他說，以前自己很討厭「錢」，也許是基於一種無能為力，加上本質不喜歡，但，他開始知道不能這樣，「身為創作者，我必須知道錢有它的功能及力量，及如何謹慎地使用它，現實感很重要，這件事也會影響創作。」
而經濟趨於安穩後，他仍持續創作。回想起來，自己大學念的是物理，同學畢業後大部份去光電產業或相關研究機構工作，經濟上過得很好。但，他大學畢業前，接觸到一門紀錄片課程，打開了他對存在意義的追問，從此投身影像工作。「我邏輯很好，但生活上我是很直覺的人，影像讓我的賀爾蒙、無處發洩的關注好奇，都有了一個很好的載體，我無法在科學性的事情上得到的滿足及成就感，都可以從攝影、社會事件的探索中得到。」
至今，他仍被這世界深深吸引，仍保有很高的好奇，從徐超斌到噹噹，確切來說，他在處理的，都是人物如何看待自己與周遭系統互動的關係。而他認為，噹噹是更為親密的一種投射，也許是那種強大的生存性，帶給他的反思和衝擊，致使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彷彿也撫平了自己對生命的各種矛盾。
他說，在所有的創作之中，「我只是想讓不同背景的人，在我們都有各自的生命處境下，帶著合適的距離去觀看，而不是帶著批判與憐憫去接近，他不是通俗樣板的典範，但，透過作品，你能回頭在自己身上找到共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