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0月上台以來，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一直在尋求升級印尼陳舊的基礎設施，尤其是在能源供應方面。上任後，他的政府接手了上屆政府在2014年初設定的目標，即到2025年，印尼23%的一次能源消費由再生能源滿足，將地熱、風能、生質能、太陽能、水力發電，以及源自海洋的動能和熱能，納入其國家能源計畫。
然而，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目標，卻受到印尼財政赤字必須控制在GDP的3%以下的法律限制。這一要求不僅限制了印尼國有企業調動資源的能力，還促使佐科威從私營部門和國外尋找基礎設施融資合作夥伴。印尼為改變其能源結構，而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越來越歡迎外國公司的參與。
印尼的主要國際基礎設施合作夥伴，包括澳洲、中國和日本。鑑於中企對太陽能和風能等再生能源技術的掌握和精湛程度，中國可能會逐漸成為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合作夥伴。其中一些企業還獲得了中國政策性銀行——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的融資支持，以確保拿下印尼的計畫。常見的安排是中國政策銀行提供貸款，中國企業則以工程、採購和施工承包的形式，提供專業技術服務。
與2004年至2014年間在位的前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相比，佐科威更願意尋求與中國建立密切的經濟聯繫。佐科威政府的努力包括設立一個專門的部門來吸引中國投資者。該部門由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於2016年5月成立，該委員會也與中國各家銀行和商業協會合作，更加積極地在中國開展投資促進活動。
然而，佐科威對中國的友好姿態，引起印尼的傳統經濟權益關係人的反應——比如日本。事實上，在2013年中國宣布「一帶一路」倡議（BRI）後，東京於2015年啟動了高品質基礎設施合作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PQI），似乎是提供了一個BRI的替代方案，強調計畫的高品質、開放性和透明度。
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和其海外開發部門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主要負責為日本對印尼的基礎設施出口提供便利。它們的財務實力提高了計畫的可融資性，尤其是那些醞釀期長、資本支出巨大的計畫，至少在一開始是這樣。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中爪哇省1900MW的巴丹電廠計畫（PLTU Batang），這是迄今印尼最大的日資燃煤電廠計畫。
從表面上看，地區大國之間的這種競爭，似乎為印尼提供了一個為關鍵計畫爭取有利條件的黃金機會。理論似乎是這樣，印尼可以在兩方之間進行挑選，兩方的競爭可以為印尼提供慷慨的融資條件，及先進的工程技術等在正常情況下不可能獲得的選項。但是，正如筆者最近在《亞洲觀點》（Asian Perspective）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分析文章所言，結果並不都是積極的。
的確，在向偏遠社區提供能源方面，印尼從中國和日本的金融資源中受益匪淺。2019年一項關於印尼投資情勢的研究顯示，儘管2008年中國在印尼的投資規模僅排在第十位，但到2016年已躍至第三位。
2020年，中國企業在印尼的投資總額為48億美元（約新台幣1430億），僅次於新加坡企業（98億美元，約新台幣2920億）。日本企業排名第四，總投資26億美元（約新台幣775億）。然而，在過去的幾十年，日本一直是印尼最重要的投資國之一。
在能源基礎設施方面，非再生能源的融資增長速度快於再生能源。我在分析中使用的資料庫顯示，來自中國的融資中，多達86%都流向了燃煤發電廠，這些融資主要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帶頭。
此外，與尤多約諾時代相比，佐科威政府似乎更願意調動綠地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並將海外直接投資與中國政策性銀行融資結合起來。更靈活的融資模式提高了這些計畫的可融資性，為潛在貸款人和投資者提供了更可接受的投資報酬率。
日本融資的情況相對樂觀：只有56%的日本能源計畫，為不再生能源基礎設施，以燃煤發電廠為主。這似乎使日本的融資看起來更綠色一些，但必須指出的是，日本的能源計畫總數（18個）比中國的（28個）要少，可能存在小樣本偏差。
總體上，來自中日的充裕資金，尤其是針對煤電的融資，不僅讓印尼的再生能源發展變得複雜，還會損害其環境福祉。
為什麼中國和日本提供的能源融資中占比最大的是煤電？首先，由於雅加達試圖將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下，所以希望更多地通過市場手段推動基礎設施建設。
儘管2020年印尼為了抵禦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在三年內暫時取消了這項財政限制，但這項限制的總體影響相當明顯——它出乎意料地擴大了中國和日本非再生能源企業及其投資者與印尼主要私營企業建立合作關係的機會。
這些印尼公司中有許多在煤炭開採和加工方面經驗豐富，但在電廠管理方面幾乎白紙一張。透過與中國和日本的非再生能源公司合作，印尼企業將自己的市場定位擴展到了電力運營領域，同時也為自己的煤炭供應贏得了現成的市場。
換句話說，這些代表著根深蒂固利益的本土企業，正在將外資和技術引向非再生能源基礎設施。或許更令人擔憂的是，該國的採礦業（煤炭是其核心部分）被指在印尼2019年大選中，資助了多位聲名顯赫的政客的競選活動。
這對再生能源的發展會產生哪些影響？首先，需要更好地了解印尼國內政治經濟學，包括能源基礎設施領域已有的甚至歷史上的做法。政策和商業決策並不是在真空中運作的：基於更詳實的觀點，有助於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了解，當地商業團體可能如何與外國融資者建立關係。對此，更深的理解將有助於他們制定政策或激勵措施，防止這些關係的形成，同時將資源引向與再生能源企業建立的夥伴關係。
最後，同樣重要的是提高基礎設施計畫的透明度。其中一個可能的途徑是向印尼政府和商業團體以及它們的國際融資者施壓，要求它們的資訊發布更加透明，尤其是那些與其融資和環境影響有關的資訊。一個更透明的環境，反過來會鼓勵所有各方在權益關係人參與和環境管理方面做得更好。
為了實現這一點，必須考慮做出一種更有協調的、持久的努力，其中需要有非政府組織等地方和國際團體的參與。去年9月中國宣布將不再新建境外煤電計畫，日本也釋放出緩慢、但可能是堅定放棄煤炭融資的訊號，這正是這些運動聯合起來的時機，共同為印尼再生能源發展帶來緊迫感。
※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觀點：印尼必須疏遠中日煤炭融資，轉向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