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甩中國打壓 用環保作外交的100種方法

最近傳出國際鳥盟（Bird International）遭中國施壓，多次行文中華民國野鳥學會（Wild Bird Federation Taiwan）要求改名；碰巧，環保署長陳重信在美國作環保外交，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台灣，重創了台灣的環境保育工作。

有中國強鄰在國際上施壓，的確影響到台灣與國際社群的環保合作，然而，若能詳察國際環保趨勢，厚植台灣的環保實力，將可不只找到100種方法用環保作外交，突破中國官方對我的打壓與孤立。

環保外交的第一戰略要地，就是城市。

何有此說？先提供三則消息。其一，近日美國5個都市擬串連起來，收取「塞車稅」，彌補開車族造成市區壅塞、空氣污染的損失，以節制汽車的石油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其實「塞車稅」的實施在英國倫敦已行之有年，燃燒傳統石化燃料的車輛入城必須繳稅，不過若駕駛油電混合動力等環保汽車入城，塞車稅可免。此政策造福了一家「綠蕃茄」（Green Tomato）租車公司大發利市，該公司清一色出租環保車，雖然投資成本較高，卻因市府政策而吸引更多消費者上門。

其二，今年5月中旬，全球40個主要城市齊聚紐約召開「C40城市氣候高峰會」（C40 Large Cities Climate Summit），展開結盟，共商對抗全球暖化大計。在這場會議上，從英國的倫敦、加拿大的多倫多、美國的洛杉磯等城市，紛紛從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政策端出環境政策。

其三：台灣消息。本月中旬，經建會邀請英國「永續創新環境顧問公司」（Sustainable Innovation Lab，SILAB）總經理馬丁查德（Martin Charter）博士，以及研發經理鄭一青發表演說，捎來他們為多國政府和多個國際企業擔任環境顧問的經驗。其中一項重要的訊息便是，為了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挑戰，世界各國紛紛提出零碳排放的生態城市願景，並由大城市展開結盟，擴大綠色產業的市場基礎，讓綠色產品得以藉由市場擴大，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有利可圖。

於是乎，三則消息拼成了一幅完整的圖像。這是一股隱然成型的國際趨勢，由於綠色產品受限於市場規模，價格居高不下，進一步導致綠色產品難以普及，形成一雞生蛋、蛋生雞的惡性循環。於是各國在不得不因應全球暖化的壓力下，構思出一套藉由城市結盟來擴大市場基礎的方法──建構一個植基於不同區域城市結盟所形成的新興綠色市場，而種種塞車稅等環境政策，乃至於生態城市的願景，則是各城市扶植綠色產業的前導車。在這裡，綠色思潮與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巧妙的結合在一起了。

這對於台灣突破外交困境的啟示，或許是利用城市建構環保外交的新出路：以大都會為戰略要點，提出一套生態城市的政策願景，創造綠色產業發展的誘因，以增加城市結盟的談判籌碼。然而，腳步要快。在這新興綠色市場的大餅中，東亞地區包括中國的北京與上海、泰國曼谷、越南河內、印尼雅加達、南韓首爾與日本東京，都已率先加入C40城市氣候聯盟。台灣若嗅不到這股潮流的關鍵時機，恐將錯失先機。君不見北京2008奧運、倫敦2012奧運與上海2010世界博覽會的籌備工作，均與生態城市的願景相扣合，台灣的城市光喊申奧口號，卻提不出具競爭力的條件。

以生態城市願景作綠色外交的戰略要點，除了「利」之所在，實質上也是解決人類環境問題的輻輳要地。目前全球已有超過半數的人口居住於都市之中，每星期持需約有100萬人往城市移居，預估到2030年，全球將有60%的人口居住於城市。快速的都市化對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威脅，但相對來說，解決城市環境問題，即等於化解了一半的環境問題。

環境政治學者林子倫早在2005年世界環境日之時，即已提出此類論述：「城市將會在未來的環境政策與策略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城市在全球經濟體系的生產、技術與能源消費中心的角色，讓城市成為氣候變遷的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關鍵網絡節點…它將開啟城市環境外交的新網絡，台灣的城市可透過與其他城市的合作，連結成新的治理網絡，經由城市經驗的交流，擬定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與行動方案。」（詳見《後京都時代的城市角色：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關鍵節點》一文）倫敦市長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在C40會議上更說：「城市是對抗全球暖化戰役的決勝點。」由此可見，建構生態城市願景在化解環境問題與突破外交困境上的實質意義，自不待言。

打造生態城市，既是實質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兼可促進產業轉型，創建綠色產業市場利基，藉此與全球城市連結，提昇競爭力，一舉數得。

以生態城市願景作綠色外交，應該還有更多可能性。明年初的總統大選與新制立委改選將近，不妨以此來檢視諸多候選人中，誰是有此綠色遠見的人物。只要作為選民的我們在乎這點，相信以台灣政客或政治家的睿智，自能由此發想出突破中國打壓，實踐綠色外交的100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