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各校傳播學生串聯發起的「記者禁入：環署不能說的祕密」巡迴座談，10月12日晚間於政治大學舉辦第二場系列座談。與會者包括綠黨秘書長潘翰聲、苦勞網孫窮理以及公視記者林靜梅，眾人對環保署行文排除單一記者的作法皆同聲譴責外，記者如何稟持專業與政府資訊公開亦為當場討論焦點。
環保署行文剝奪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的採訪權事件，自事件發生後至今，已有眾多有關新聞自由與資訊公開的討論，網路串聯連署名單也已累積五百多位與五十幾個聲援團體，而自由時報迅速將周富美調離採訪工作，並批准辭職的種種作法，亦引起諸多非議。
潘翰聲表示，對於國內重大開發具有否決權的環評大會，在21名環評委員中，官方代表的「鐵票」已有7票。因此只要開發單位能再說服4位委員贊成，即可以11比10過半通過案件。在先天上已向開發傾斜的環評會議中，不僅公民團體、記者旁聽諸多受限，記名表決的結果也不對外公開。潘翰聲認為，重要司法案件如國務機要費等，受理檢察官與法官的名字同樣都可公開，為何獨獨環評投票結果不能公開。「環評屬於重大公眾利益，哪位環評委員覺得開發案可以通過，為何不能受到監督？」潘翰聲質疑。
10月1日開始起，環保署公佈了一份官方片面訂定的「環評大會旁聽要點草案」，將以往沒有明確規則的環評大會旁聽，制訂了相對嚴苛的種種條件。其中提到：新聞媒體採訪人員得列席會場旁聽，但除經在場全體委員同意，否則不得錄音、錄影，寫作時亦不得刊登委員意見與姓名。潘翰聲強調，開發單位代表可以直接進入會場內影響環評委員，但社會大眾要得知環評資訊卻又阻礙重重，記者應該要一同向環保署爭取更高的新聞自由與資訊透明。
孫窮理認為，而許多針對周富美的批評，往往混淆了專業與職業技巧的界線。孫窮理表示，媒體勞動條件日漸低落，造成記者往往傾向將活動範圍大量集中於諸如政府部會之類的新聞提供者。若由政府部門的新聞稿餵養，就會造成「他給你的消息越少，你越依賴他」的依附狀況。因此，在要求政府部門主動提供更多、更透明開放的資訊，實際上有助於記者維持自己專業、自主的工作，並以之為基礎發展更多深入的優質報導。
孫窮理指出，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作為一個媒體專業者組織，在處理周富美的這件事情上有些反應過慢，且立場不清。在8月10日周富美與環保署發生衝突時，記協曾經發出聲明要求自由時報組織調查小組釐清真相、以及環保署應與環保記者協商採訪規則。孫窮理認為，這兩點要求都很明確，但應由記協自己來做，記協應該要以集體的方式代表個別記者與資方、官方協商談判才對。
與談的公視環保記者林靜梅表示，公共電視大概是台灣唯一常設環保線的電子媒體，因為三、四個小時的會議採訪若只能發一條新聞，對其餘電子媒體來說非常沒效率。
身為9月17日周富美與環保署衝突的現場當事人之一，林靜梅表示，儘管當天因環保署場地等等安排，造成採訪工作遇到阻礙，也累積了一些不滿，但自己當下判斷應該可經由事後溝通改善，故未選擇激烈抗議，而是發了一則批評環保署「資訊公開做半套」的新聞。
林靜梅認為，環保署事後行文拒訪的作法是針對單一記者開刀，其餘記者則未受影響，加上周富美剛調到環保線不過數個月，尚未與其他記者培養足夠默契，故記者不會有同仇敵慨、資訊遭剝奪的感受。
林靜梅進一步指出，許多記者並不認同採取較為激烈的抗議行為，而選擇抗爭時應該要考慮到是否能爭取大家的支持與共鳴。畢竟他們會認為認為，如果自身工作未受影響、新聞能順利發出，其餘人的遭遇就與我無關。而這也是記者圈中對這起事件反應有些冷漠的原因。
與會的華視記者，同時也是網路連署聲援周富美的陳香蘭表示，以往記者往往受訓要成為一個好記者，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應該同時要是個好公民。如果沒有對公共事務抱持使命與熱情的公民意識，記者的角色將會偏差。
孫窮理則認為，知的權利如不爭取，只會越來越限縮。而對記者的許多要求與期待，應該要與勞動條件扣合來看，日漸低落的薪資與日益增加的工作份量，實際上剝奪了記者發展專業報導，或是相互串聯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至於許多線上媒體工作者，對於新聞記者協會的期待與不滿，孫窮理認為應該要集體進入記協參與運作以求改變。
※ 本文轉載自苦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