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國家公園」這個觀念，是美國人留給全人類最佳的襲產，從成立於1872年的黃石國家公園開始，到現在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設立國家公園，設立上千座的國家公園。這點確實在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筆。
黃石公園被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動植物庇護所」，境內棲息的野生動物種類如麋鹿、北美郊狼、狼獾、美洲野牛以及列名多種瀕危生物如吼鶴、灰熊、白頭海鵰等等。想當年，由於美國的博物學家約翰‧繆爾（John Muir，被譽為國家公園之父）的大力奔走，疾呼森林與山川都是公有的，必須對私人利用行為加以制止管理，以維繫自然環境的原始性，先在1864年促使優勝美地成為州立公園（1890年成為世界第二座國家公園），也間接促成黃石公園誕生。
因此，國家公園可說是以保護名山勝景為始的，縱然其中不乏一些保護文化史蹟的考量，但當今大多數國家公園仍屬於自然景觀類──像是國家公園發源地的美國，便另外將文化史蹟類成立國家史蹟公園或紀念物（Monument）；因此，無形中國家公園的角色便如同自然環境中的寶石，被賦予生態保育的指標地位。
從排除人為干預到參與式保育
從黃石公園誕生的源起，不難想見國家公園的自然保育方針便是以「排除人為干預」的模式為主要典範──對人類的接觸、採擷、利用等等活動予以禁止或限制。但這產生了一個問題，國家公園的保育範圍，若予當地居民傳統的生活、謀生領域相重疊時，該怎麼辦？
即便在美國一些的地廣人稀的國家公園，也有因印地安原住民被迫遷居、傳統生活領域被排除等現象而為人詬病，若將美國的國家公園保育模式原封不動套用在一些在地住民生活水準低落、多仰賴自然資源維生的第三世界國家，權益相關人士（stakeholder）權益受損的問題更為嚴重，每每釀成保育人士與住民的對立。為了化解類似的衝突，參與式經營管理的保育模式遂應運而生。
所謂參與式保育，便是針對傳統保育典範的反思，它強調跨越保育學術的藩籬，與當地住民互惠合作，運用新興的保育知識、技術，輔以住民傳統生活智慧，考量當地人文、社會與經濟面向，進而達到自然資源的永續利用與管理。就政府管理階層與保育界而言，這樣的模式不僅善用了最瞭解當地環境的傳統知識，也可化反彈力量為守護資源、遏阻外界勢力干預的助力；就在地住民而言，藉由新觀念的引進，則可擺脫短視近利的誘惑，重新思索永續利用自然資源的價值，獲得擺脫貧窮的機會。
參與式保育在世界各地已有許多成功案例，例如在尼泊爾的山地社區，運用世界自然保育聯盟（IUCN）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援，幫助當地住民健全社區組織，由志工團體輪班巡守保護區、山產的採收管制、衛生計畫的執行等等。藉由外界適度的協助，當地社區逐漸發展出自我的力量：「培力」（empowerment），改善社區環境，發展生態旅遊產業等等，達到保育與利用雙贏的目標。
全球共同體 保育無疆界
國家公園的發展伊始，畢竟是以國家力量為主體的保育行動，但在今日這個環境改變全球化的過程，國家的力量是否還足以應付環境的變遷？
如蒙古的沙塵暴，可以一路侵犯北京、韓國、日本，餘沙甚至到達洛杉磯；或例如變遷的全球氣候型態造成海平面上升，有些島國慘遭沒頂的慘劇。這說明越來越多的生態災難超越國界，不是關起國門就可以擋的住的，因此不得不以更宏觀的角度去思考生態保育的問題。
儘管超越國界的觀念，由來已久，像是國際濕地公約（蘭姆薩公約）、世界襲產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等，不過像這些試圖建構國際共通規範的努力，仍舊是以個別國家為參與主體，在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下，成效有限。譬如，中國大陸要在三江流域（怒江、金沙江、瀾滄江）上游築壩開發水力，就會影響整個中南半島的淡水生態系；又如未具國家主權的公海，面積遠超過陸地面積的海洋，海洋保護區的面積還不到海洋總面積的千分之五，而海洋資源在過度漁撈的狀況下，全球的漁業產量逐漸下滑，走向自然資源枯竭的局面。在在說明以國家為主體的保育行動，面對變遷中的地球環境，仍有諸多使不上力的情況。
千禧年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為這個快速變遷的地球環境，以一種新穎的觀念畫了一張地圖。這張地圖超越國家行政的疆界，回歸到整個地球的各種自然生態系統來畫，它要問的是：假設還要讓地球保持活生生（living）的狀態，還能為人類提供自然生態原有的服務功能（service），有那些自然的環境是一定要保住的？世界自然基金會將這個宏觀性的生態研究，取名叫「全球200計畫」（Global 200），最終這張圖標示了200多個地球上最繁異的、最稀少的與最獨特的自然區域。其中心思想很簡單，如果能夠保育世界上最繁異的棲息地，就能保育到世界上最繁多的物種，同時並附帶保育著維持生命網所需的生態體系與演化過程。這張地圖代表著地球最典型的「生態棲息地類型」與最需保育的「生物多樣性」環境，其中有142個陸地棲息地、53個淡水棲息地以及43個海洋棲息地。這是人類史上，首次用宏觀生態的角度去檢視人類所應作為的保育藍圖。
跨國界的保育努力，正是目前國際保育社群急欲思索突破的方向，也因此，2003年IUCN於南非德班所舉辦的第五屆「世界保護區大會」（World Park Congress），便高舉「跨界利益」（Benefits Beyond Boundaries）的大纛，探討問題除了前述「跨欲學術藩籬、與在地住民合作」的層面外，另外一曾意義，便是跨國合作、與海洋保育議題。目前，印尼與馬來西亞合作的班騰卡利曼（Bentuang Karimun）國家公園，南非與波札那合作設立的非洲第一座跨國界保護公園──哈拉哈迪跨國公園（Kgalagadi Transfrontier Park），奈及利亞和喀麥隆邊境的大猩猩保護區，以及目前仍在籌設中，橫跨南非、莫三比克與辛巴威的「大林波波跨國界公園」（Great Limpopo Transfrontier Park），都是跨國界保育的發展例子。
至於在海洋保育方面的努力，國際社群的進展則不甚理想。前面已提過，海洋面積遠超過陸地，多數屬於公海，單靠國家主體的努力是不足夠的，根據2003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育監測中心（UNEP-WCMC）與IUCN合作的報告，地球上十萬多個保護區中，海洋保護區總數只有4,116個，受保護的海洋不到千分之五。顯見需要跨國努力的海洋保育議題，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國家公園的演化
生物隨著環境改變而變異的過程稱之為演化，而事實上公園的觀念也不斷在演化當中──從個人居家庭院所需，進展到地方的社群公益需求，再又擴大演變成為了保護某國永久自然資產的需求，範圍不斷地擴大，成為國家公園，而目前正朝著擴越國家藩籬的方向邁進。
期待有一天，國家公園的觀念會演變成「地球公園」的觀念，這樣的觀念或理想或許還需許久的努力才能實現，只是人類的努力得更加把勁了，因為不知到那時候，地球是否還能等待我們！？
※本專欄與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合作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