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原因十分複雜。而為解決氣候變遷等問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與「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因為涉及政治、經濟、產業、外貿等領域，故引發許多相互關連的議題，且不易達成共識。鑒於上述兩項聯合國公約需由各國簽署與批准，形成有拘束力的法律文件，所以各國均由外交部偕同法律、環保、經濟與農業部門的技術同仁在聯合國相關國際會議進行交涉與折衝。
我國雖不是聯合國會員國，無法簽署與批准聯合國相關環境公約，但是為遵守國際公約的規定，避免我經貿利益蒙受衝擊，一向以「自我遵守」（Voluntary Compliance）的方式恪遵相關國際環境公約之規定。外交部為因應該等國際環境公約對我國的衝擊與推動環境外交，乃於2007年9月成立「環境永續外交小組」，除積極參與相關國際公約締約國大會及活動以與國際接軌外，並運用環境議題以拓展國際空間。
後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架構與目標即將於2009年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15屆締約國大會」（COP-15）時決定，勢將對我國產生衝擊，必須積極因應。
對各國而言，推動環境外交有兩個主要目的，第一為保護地球環境與促進永續發展；第二為維護自身經貿利益，避免因推動環保而喪失競爭力或遭經貿制裁。我國當然亦不能例外。目前政府推動國內節能減碳政策，一言以蔽之，即為因應未來「後京都議定書」可能對我國造成的減碳壓力。
何以京都議定書有可能進行貿易制裁？
假設我國生產一件針織毛衣的成本為100美元，而德國因為工資較高、生產同型毛衣的成本為200美元，為我們的兩倍，但德國因為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必須於2008年至2012年將德國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減至1990年水準的92%，故德國政府為因應減碳業務的經費開始課徵環境污染稅、排放過量的二氧化碳稅、產品運送時造成的空氣污染稅等，德國毛衣廠並須大幅減少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終導致該德國工廠生產同型毛衣的成本上昇至300美元，變成我國的三倍。
如果德國各產業都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的相關規定而導致生產成本大幅上昇，其經貿競爭力必大幅下滑，許多產業恐因此勢微，最後可能破產。這種情況有可能避免嗎﹖德國是否坐以待斃無計可施呢﹖當然不會。
德國在自身進行大幅二氧化碳減量時，當然也會在聯合國相關國際公約架構下要求其他國家跟進，以維護其經貿的競爭力。德國如此，英國、日本也跟進，美國因新政權上台也跟進，並要求韓國、新加坡等競爭對手跟進。重要的貿易國家且為已開發國家都跟進了，那台灣呢﹖
台灣是否有可能不用進行環保、節能減碳而讓台灣獨立於國際社會外，然後讓台灣競爭力節節上昇，大家都買台灣貨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國際社會最終會要求台灣也跟進大幅減碳，以維持國際經貿的均衡。所以2013年開始執行的「後京都議定書」及其架構的確有可能影響我國經貿。
目前雖然「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並無任何懲罰或貿易制裁機制，但法國總統沙柯吉已於2007年10月27日公開建議歐盟應對非京都議定書締約國課徵進口關稅；歐盟理事會業已於2008年10月27日無異議通過將航空業納入「歐盟溫室氣體排放交易系統」（EU-ETS），自2012年起所有飛往及飛離歐洲之外國航空器皆將被納入該系統，故歐盟似已開始試行相關強制減碳或懲罰機制。以前述的假設與綜合相關發展趨勢研判，未來我國經貿將極可能受到某種程度的衝擊。故目前政府未雨綢繆，執行節能減碳政策是正確的選擇，對外交涉讓我國在減碳相關議題上與國際接軌亦有其必要。
台灣迄今因應環境外交情形
為善盡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與義務，我國雖不是任何聯合國架構下國際環保公約締約國，但是對重要國際公約，仍均採取主動配合的態度以符合各公約要求。例如：我國在1992至1994年間，台灣因中藥材使用犀牛角與虎骨而受到國際社會側目，特別引起「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簡稱華盛頓公約）締約國的注意。華盛頓公約要求我國採納其所設標準限制野生動植物相關貿易，但由於我不是締約國，因此華盛頓公約無法限制台灣相關貿易。然美國仍於1994年祭出裴利修正案（Pelly Amendment）並擬對我國違反華盛頓公約有關虎骨、犀牛角貿易進行貿易制裁。我國被迫修訂野生動物保育法來有效防制相關貿易，其後美國才取消對台灣制裁。
另一個例子是有關1987年聯合國制定、抑制冷媒貿易以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此公約特別限制針對破壞臭氧層的相關化學品製造、進出口進行管制。由於台灣電腦產業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蓬勃發展，故使用許多破壞臭氧層相關的化學品。我國政府因而開始擔憂蒙特婁議定書會限制及制裁我國出口貿易，因此於1989至1995年間採取一系列的立法及產業配套方案來符合該議定書規定，我國貿易因而未受蒙特婁議定書影響或制裁。
由上述二例可得知，我國因無法參與國際環境公約故以「自願遵守（voluntary compliance）」的方式制定相關法規與進行產業調適，此為我因應多邊環境協定的基本模式。而未來為因應氣候變遷及「京都議定書」或「後京都議定書」，我國恐怕仍必須採取「自願遵守」方式以避免對我國利益造成衝擊。
結語
就我外交策略而言，我國因特殊國際地位，遭受中國大陸許多制約，在國際政治舞台的發揮受到極大影響。但我國可充分利用既有力量，在國際間積極促進「永續發展」與「環境外交」等全人類普遍關切的議題，藉以塑造愛地球、重環保的形象，增進我國與友邦的邦誼及加強與非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就外交務實面而言，為因應「後京都機制」及其發展，外交部除積極與國內各部會合作外，在既有的組織架構下，將加強與我友好國家的交流，推動有關溫室氣體減量的國際談判及相關的實質國際合作。
台灣未來因應「後京都機制」的談判或可仿照各國制度，協調我國內相關機關，共組專職涉外談判的環境外交團隊，以維護我國家權益，對此，外交部的積極參與責無旁貸。「後京都議定書」談判即將於本年底前完成，對我國而言，雖無法以「京都議定書」締約國身分在國際場合與各國進行交涉，但如何在期限前積極與各國進行雙邊會談，以維護我最大利益，期能避免日後遭受制裁或限制等不利情勢發生，有賴我政府各機關協調合作，及強化我對外談判機制始可因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