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全民陷入失業的焦慮時，五一勞動節前夕，翻開Ｃ報，斗大的標題寫著「王如玄：搶救失業大功臣」。雖然對媒體與政府合作「編業」早有心裡準備，但看到這麼露骨的標題，還是嚇了一跳。聽說寫這則編業的記者被同業取笑了一番。
我笑不出來，我很想哭。
當有權者變成真相的詮釋者
其他報的記者又有什麼資格笑Ｃ報記者？再打開Ｕ報，標題寫的是「短就、充電、王如玄：盡力救急」。媒體圈的人都心知肚明，這些都是「置入性行銷」，講白一點，就是某個政府單位「買」了這則新聞，而「賣」了這則新聞的媒體，叫記者寫了這則報導。當新聞存在買賣關係，要是你會怎麼寫？
然而讀者每天花10元買這份報紙，是真心相信這個媒體能給他們真相。如果他們知道，這個買賣關係花的還是他們的納稅錢，你覺得他們會怎麼想？新聞的買賣關係，已不單純只是買賣而已。
從歌功頌德、到政策辯護
置入性行銷並非始於今日，那個政黨上台都做過。只不過，過去的媒體對置入式行銷還能掌握基本的份際，多半只接受「歌功頌德」式的合作案，什麼花藝大賽啦、鮪魚很好吃啦、來個座談會啦之類的，基本上還比較無傷大雅（當然我不是說這樣就可以）。
然而如今的置入式行銷卻進展到「政策辯護」，農民的苦、勞工的痛，通通可以用錢擺平。於是我們來看看民眾讀到什麼：農村再生許農民美麗的未來；失業根本沒什麼好怕的，因為我們有搶救失業的大功臣；再生能源根本不可靠，核能才是最好的能源，減碳、便宜、又安全啊...。
而且，置入式新聞登出的時機掌握得還真好，不是公聽會當天、就是勞工頭綁白布條上街頭時。新聞講究的是時效，如果當天這則事件的版面都給買走了，媒體又有什麼空間可以平衡報導？
當記者變成業務員
置入式行銷手法不但從「歌功頌德」演變成「政策辯護」，記者的角色也有明顯的變化。所謂「編業」（或業配，意思就是編務支援業務），過去都是由業務部先把業務談好，記者再依指示寫新聞，基本上本身並不涉及業務。
但如今，許多媒體老闆直接把業務目標加在記者身上，記者的考績表不再像過去一樣，獨家有多少、專題寫的好不好，而是「幫報社帶進多少業績、協助多少編業...」。
想想看，有了業績壓力的記者，還能把牙磨利，咬那個胡作非為、不負責任的政府或事業？（事業雖然較少置入，但動不動抽廣告，說到底還是錢）於是記者每天除了跑新聞，還得鞠躬哈腰問採訪單位「有沒編業可做？」如果你打算跟這個單位要編業，下筆不慈眉善目都很難。
或許你會問，「這樣還幹啊？」是啊，批評別人很容易，但如果你是主流媒體的記者，就能明白拒絕有多難。我相信只要是記者，都想望一個純淨的編採環境，好好採訪、好好給人民真相。然而當事與願違，又往往無法大聲說不。
那不單單只是必須領這份薪水，等著給兒子繳學費這麼簡單而已，因為你總想，或許妥協一點點，可以換取更大的空間，只要你還站在舞台上，總還是有機會可以好好採訪、給人民真相....。
為何媒體淪落至此
說別人「淪落」或許不公平，當我還是所謂主流媒體的大報記者，聽到人家這麼講，心情真的很複雜，很想反駁「不是的，我們不是這樣的，報社也要生存啊...」，即使委曲如狂風暴雨，但這話又無法說得理直氣壯。
媒體當然可以做生意，她本來也是一個生意。只是，媒體畢竟不同於一般生意，她有社會責任、有報導真相、揭發不法的天職，媒體不是常自許「第四權」？
也因為媒體能給讀者真相、新知、樹立權威報導，所以有人願意付錢買報；當媒體閱讀人口多了，就能吸引企業登廣告。這才是媒體「正常的」生意模式。
當沒人買報、登廣告了，媒體要生存，於是把編業當救命仙丹。生存，為賣新聞找到正當性。
然而這只會惡性循環，當媒體不再報導真相，就愈來愈不能吸引別人買報、登廣告，就要愈依賴賣新聞為生。當監督者、被監督者角色互換，賣新聞這種「皮肉生意」又能做多久？不知報老闆有沒想過，究竟那一種作法比較划算？
只有自己，能給自己純淨的新聞空間
曾經待過主流媒體，我當然知道如今媒體生存多不易、記者的處境有多難。但我總覺得，編業不是不能做，但編、業之間應該有最起碼的份際，畢竟失去靈魂的媒體終究會被遺棄、而終至毀滅。
如果媒體能多一點堅持，向當權者計較；記者也能多點勇氣向報老闆說不。一個人肯站出來、就能鼓勵十個人站出來、然後百個、千個。
當後有來者，浩浩蕩蕩，或許事情真的會有所不同。因為我想，能還媒體純淨新聞空間的，只有媒體自己。
※ 本文原刊載作者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