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09)年7月上旬發生2起有關民眾食品安全的重大事件均涉及「標準」之爭；首先，美國進口蘋果的「安殺番」殘留標準究竟應是不得檢出，還是可以修正為0.5ppm的安全範圍？其次，速食龍頭業者與國家消保機關在用油重金屬含量的檢驗方式上究竟是質譜儀精準，亦或光譜儀可信？
當上述的食品安全問題與標準之爭未完全處理妥適與落幕之際，近日蚊香中是否應訂定戴奧辛濃度的問題，再度引發爭議和消費者的疑懼。
事實上，農藥、炸油中的砷、以及世紀之毒的管制標準與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密切相關，而所謂的風險評估多半是經由科學專業人士的資料蒐集與實驗推測而得。惟評估過程中有害物質與其效應間的不確定性經常被刻意掩蓋或忽略。以戴奧辛為例，1981年美國政府認為密蘇里時代沙灘鎮因為土壤中戴奧辛濃度太高，由環保署下令鎮民撤離。10年後，曾參與當時評估作業的成員V. N. Houk表示，撤離是一項錯誤的決定，以今天對於毒性的了解，這是不必要的。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當本質上屬於科學的風險評估落入政策領域時，對於專家和官員來說便成為一項困難的選擇。全球夏季溫度不斷攀升的暖化事實與國家減碳政策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是另一個很好的示例。
毋寧，風險評估通常引發進退維谷的科學與政治問題；一方面官員被迫去做科學判斷，一方面專家被要求去解決政治議題，礙於雙方都欠缺另一方的專業訓練，導致最終回應像戴奧辛或食品安全這類安全問題的政策充滿著瑕疵與爭議。科學資訊很少是隨要隨有的，但決策者通常期待在危機爆發時能從學者專家身上得到一條明確的指引，幫助他們立即的解決問題。更有甚者，由於科學家與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常常相左，使得在面對激憤的民怨時，決策者會要求或暗示一個向民意屈服的風險評估，然後制訂一個將風險排除在社會之外的「超高標準」。官員一方面無視被管制團體的經濟損失，一方面以科學作為擋箭牌，進而爭取人民的認同。
上述這種被扭曲的風險評估和快刀斬亂麻式的粗糙政策不但誤導了社會大眾，並且易使之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同時，中性的科學性數據變成了武斷的政治決定，即便專家保持客觀，也難以防止決策者利用風險評估來卸責。食品、產品，乃至環境生態的安全都是一個科學與政治交錯的問題，當中牽涉的面向眾多且複雜，若單單從經濟、法律、或提升消費者知識等其中一項著手，並無法使問題獲得有效解決。全球化的時代裡，安全已是一項共同且不可分割的責任，當危機或事故發生時，如果我們是以相互推諉責任和失之理性的方式作為回應，不但消費者權益會被犧牲，科學家的專業易受到質疑，執政者的民眾支持也會一點點滴的流失，最終沒有另任何人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