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這個社會中，對於災難的想像有兩種，一種是別人已經發生而自己安然無恙，另一種是別人已經發生而自己沒發生但可能會發生。對於前者，大多數人都願意採取同情甚至協助的態度，如九二一地震；關於後者，SARS疫情正考驗著我們。
SARS疫情在台迅速蔓延，繼學校停課、醫院封院之後，封館、封街、乃至於封區、封市的情況與提議不斷。在沒有防治藥物出現之前，隔離封鎖成為必要手段，面對SARS病毒，封鎖線裡是命運共同體，封鎖線外的全體國民又何嘗不應該是同舟一命。然而實際的情況卻不然，封鎖與隔離猶如一道道切割社會的利刃，其外標示的是疑慮、不安與嫌惡，其內意味著孤立、無助與恐懼。這是真實的台灣，脆弱的社會信任，脆弱的社會防禦，證嚴法師的心靈鼓舞只能提供有限的安慰，阿扁總統的精神喊話只能自我催眠。
在此疫情導致人人自危的同時，許多人或許不禁想起幾年前台灣經歷天災人禍時所表現出令人振奮的社會活力。九二一大地震，民間社區與社團動員的熱情與力量讓那些遭逢巨變的人能夠挺過傷痛，而許多受災的社區也因此走出社區營造的共同腳步，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實際的共同體。然而SARS當前，實質的共同體卻反而成為分裂而孤立的個人，不僅政府無能因應，一向走在政府前面的民間部門，也似乎無言以對。何以如此，其差別顯然在於未知是最大的恐懼源。
的確，SARS這樣的傳染病與地震有著截然不同的災難性質，沒有人應該被期待要有高貴的道德情操以身犯險，但是如果說社會集體的精神抗體是與文明發展同時並進，那麼台灣社會如此慌亂的反應，反映的不僅當政者的荒腔走板，更是社會文明的停滯不前。因為儘管有了發達的資訊、科技與醫學當前鋒，卻沒有成熟而負責的公民社會為後盾，這一場抗疫戰爭將只剩下不想成為英雄的英雄被推上火線，以及午夜十二點前吃綠豆抗SARS等各種光怪陸離的反智行為。
九二一地震考驗了人性，而SARS考驗的除了人性，更是社會的成熟與理性。在經歷了透過熱情召喚的政治動員與社會動員，台灣社會需要的是民主政治與社區營造的二次改革，是權利與責任的分享與承擔，更是深層與紮實的社會運作的理性支持力量。因為除了醫療與行政體系的運作，一個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會，將會發展出許多互助助人的防禦機制，例如社區建立防疫網絡，民間支持系統等，而它的基礎在於對自我社會角色與責任的理解與行動：即真實的台灣，是大家共同的承擔。
(2003-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