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在我們和我名下十位示威者要前往拉瓦卡港的前二小時，喬韋特打了電話來，說董事長想跟我談談。
我說：「那個董事長？」
喬說：「對！對！就是董事長！」
我說：「為什麼我要跟董事長談？我正要去向那傢伙示威呢。」
喬說：「你不懂嗎？董事長不跟任何人談的！他只想和妳談耶！」
「我不知道要不要談，我會再打給你。」
所以我打電話給布雷朋，告訴他我不想和董事長見面。我說：「該講的都講了。」
布雷朋說：「聽著，黛安，想知道要怎麼協商嗎？講話！講話！妳要張開妳那張小嘴和其他人講話。再說，如果妳不去，董事長就會跟報社媒體說妳不可理喻，說妳不肯和他談。」
「他只是想阻止我去示威而已！」我說：「瓦利和喬已經跑遍了整個郡，對那些漁屋說我會讓海灣關門大吉。那你覺得怎樣？那些廠房可以把海灣污染成那樣，可我卻成了讓海灣關門的人，只因為我把那些污染講出來！如果我見識過什麼叫『傳話的遭殃』，這就是一椿。」
「唉，當然啊，黛安。你在期待什麼？期待他們歡迎你進去，好讓你停止他們的那些秘密小計劃？該死，才不是。他們想跟你打一仗！」
我和布雷朋講完電話後，我看著唐娜蘇，然後說：「唔，我猜我們得去見那見鬼的董事長。」
所以我和唐娜蘇一路沈默地駛去，天氣很熱，當我們越過堤道時，熱氣乘風而來，攫住我們的頭髮，把頭髮吹得我們能覺得有多狂野就多狂野。我沒把手放在頭上好讓頭髮不亂飛。我才懶得管自己外表如何，我想，如果董事長會讓他的手下緊張到胃疼，那我也不必盛裝打扮去取悅他。
當我們抵達台塑的招待所時，我們更加沈默了。我們坐在貨車裡，車就停在水泥鋪的停車場內，望著像是磚造的兩層樓建物。我不確定是不是那棟。我沒看過這麼死氣沉沉又燥熱的磚頭房子，喬有指引我方位，但看不出那房子哪裡寫著招待所，每扇窗都掛著醫院那種白色百葉窗。要我猜的話，在那些窗戶後面，他們可能是在殺貓也說不定。
我猜想著，許多窗戶就意謂著許多房間。我們沿著人行道走去，越過幾叢長在人行道邊旁焦黑萎靡的落葉灌木。我們踏上三階水泥階梯，走向厚重的白色大門，然後進門。裡頭有空調，宛如是哪間需要重新粉刷的醫院大廳。壁上沒有圖畫。沒有裝飾。沒有傢俱。只有冰冷、消毒過的空氣。
我們停頓了一分鐘，猶豫地擠在一起，不知道我們是否走進的是哪間公司的後門。然後一個台灣人抱著滿手的文件從轉角出現。他看見我們時，嚇了一跳。他穿著一襲西裝，但沒穿外套，這看來像是他最不莊重的穿著了。然後他的臉色一閃，微笑鞠躬，用抱了滿手文件的手向我們比劃示意。
「來，」他說：「來，來。」他引著我們穿過大廳到了一扇門前，用單手開了門，依然保持微笑，依然低垂著頭。「對，對」他說：「沒關係。進來，進來。」我們進門之後，那男子把門關了就離開。
下午還剩三個小時，我們坐在一間房間裡，這房間布置得還真「好」，就像間只要二十五塊美金的廉價旅館房間般，只是把房裡的床和床墊，換成了三張沙發椅。沙發椅排滿了一整面白色的牆，一個接著一個，每個款式都不一樣。唯一的共通點是，沙發椅都是同樣顏色的。和牆壁同樣顏色，和牆上的兩個塑膠裝飾物同樣顏色，裝飾物上有著突出的人造植物蕨葉。這一片白讓我頭暈眼花，所以我往房間裡僅有的別款傢俱那兒坐去，那是張硬質的藍色美耐板餐桌。我想我們不是在一間儲藏室裡，就是在這裡等人上菜。為了確保我不須在此用餐，我很快地把椅子往後挪遠，然後等候著。唐娜蘇沈默地發著怒火，她在任何她能用手劃著的東西上劃過去，然後再劃回來。
當我覺得我們等得夠久時，一扇側門打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走了進來。那婦人有著一頭光滑黑髮，向後挽成結實的髮髻，穿著一件深藍色的絲質洋裝。她微笑著，點了幾次她那亮麗黑髮的頭，問我們要不要喝茶。我說好，唐娜蘇抬起頭說不用，然後又低下頭。
那婦人的面孔無疑是沈靜的，也是美麗的，即使是唐娜蘇拒絕喝茶時，她也表現得像是唐娜蘇同意一般。然後她離開房間，回來時帶了三杯冰茶，還有一個繃著臉的少女。
她們都坐在桌旁，那年長婦人一語未發，把她那雙白晳的手放在膝上，那年輕少女此時才往我們這邊看了看，表現得像是如果可以的話，她很樂意在我的茶杯裡放砒霜。擠在同一間房裡還能這麼安靜的女人，大概就是我們四個了。
董事長來了，就像個打死都不笑的老國王。他穿著一身灰，從他那頭髮一直到他的鞋子，都是鐵灰色的。他並不開心，或可說他那灰色的鋼鐵內心已表明了，我們整個會面都是愚蠢的。即使他望向他太太時，也依然沒有笑容。
然後吳傑克走了進來，閃亮的像老舊黑白電視機上的清晰頻道。他擔任口譯員，用冰冷拘謹的語氣解釋，董事長只會一點點英語。「只有幾個字，像是謝謝和沒問題。像這類的字。董事長是白手起家，專注打拼，沒什麼時間念書。我相信你也了解的。」
傑克轉向董事長，向他說了一些話，董事長點了點頭，他的頭髮梳理整齊，表情有如埃及人面獅身像般死板，在他的臉上，挖不出什麼東西，水泥都比他有表情。我坐在椅子上，不知道應該要對著誰講話才好，半看著傑克，半看著董事長。傑克說，董事長想知道，我想要什麼。我想要什麼？然後我可以講三十分鐘。他們要我講到什麼地步啊？我還要登陸幾次月球他們才滿意啊？
我看著董事長，嘆息著。我沒抓狂也沒惱怒，只是對這問題感到無力。要怎麼說明一個市鎮的海灣、市鎮的痛苦、和市鎮的垂死？要怎麼講漁民？怎麼講台塑的員工？怎樣的話語才能把無形世界化為有形，而且聽起來不會像是純廢話，又不會像餿奶一樣立刻倒掉？
我費力吐出話語，掙扎著，每說一句都像在淌血。儲藏室成了產房。我慶幸著這裡沒有產房的那種鏡子會把臉映出來，可我知道唐娜蘇會怎麼說。不管痛不痛，她會說同樣的話。當她老公大狗警長進了調解委員的辦公室，在一間又小又黑的審判室裡接受審判，而大狗警長還堅持他的說辭時，唐娜蘇是這麼說的。她說：「讓他去講吧。他非得要這麼做。沒別的事可做了。」我忘了在調解委員的辦公室裡發生的所有事，但我知道大狗警長的蝦和網子都被沒收了，被罰了五百塊美金。
在我為時兩小時的談話中，我不知道我都失去了些什麼，但我確切知道，我啥也沒得到。我知道吳傑克臉上表情是什麼意思，那是一種東方禮儀，表示快點講完然後閉嘴。我不曉得董事長在想什麼，因為他從沒看我一眼。這是故意冷落，或者只是一般亞洲式的禮貌？可能他有充份訓練過，可以張著眼睛睡覺，而這場會面的重點只在於讓我示威遲到。（明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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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出版之《卯上台塑的女人》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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