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回權力:探索人民的氣候變遷對策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奪回權力:探索人民的氣候變遷對策

2010年05月07日
作者:趙家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全民做環保,落實地球日精神!」、「十大無悔措施」、「一人一日減碳一公斤之生活減碳運動」......台灣政府總無視於台灣排碳量有53%來自工業生產、石油出口量比總交通用油量還高出40%的結構性問題,努力將氣候變遷議題,歸因個人生活。然而何謂真正以民為主的氣候變遷政策,則可由4月下旬於玻利維亞舉行的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以及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會議,提供探索的脈絡。

氣候變遷的受害國吐瓦魯總理葉雷米亞(左),與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專題對談,探討弱勢國家在氣候變遷中的處境。

從哥本哈根到柯加邦巴

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的舉辦緣由,是因玻利維亞原住民籍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及諸多非政府組織,對去年底哥本哈根會議的程序與結論的不滿,故於極富象徵意義、曾成功對抗水資源私有化的柯加邦巴省舉辦。3天的大會中,探討的議題廣至經濟結構轉移、與自然和諧共處、原住民權利等,亦細至針對碳市場的闕漏、技術轉移、行動策略等。最後大會的宣言中,提出了以下幾個重點:

應維持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300ppm以下,防止增溫超過攝氏一度。

要求已開發國家應透過削減與吸附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大氣層的去殖民化」;且應承擔發展中國家在減量、調適以及技術移轉上所需付出的成本;並針對氣候移民的接納,修改移民法規,確保其生活權利。

反對缺乏法定效力並導致全球增溫四度的哥本哈根協定,強調於年底坎昆氣候峰會上,應是就京都議定書加以修正,延長其時限至2013年至2017年,並規範已開發國家的削減量應較1990年的排放水準減少50%,且需排除境外碳抵減。

已開發國家應承諾提供至少6%的GDP,建構調適基金,協助發展中國家評估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反對大型的農業企業(Agribusiness),以及與生物有關的智財權規範。應以原住民與小農所採用農耕方式為基礎,建構永續農耕型態。

譴責將妨礙人民自治權利的「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D)機制,並反對UNFCCC將單一植栽視為森林的一類。

亞太地區的氣候威脅

而這次於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大會,則是邀請到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以及氣候變遷的受害國吐瓦魯總理進行專題對談,另分別規劃亞太地區氣候變遷的減緩與因應兩場論壇。在議題工作坊上,亦針對碳交易與能源稅與氣候變遷與青康藏高原的畜牧業加以討論。此番安排促使來自氣候變遷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亞太綠人們,共同思索新的方向與策略。

根據多項的評估報告均指出,亞太地區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甚劇,席娃博士既指出恆河源頭的Gangotri 冰河,平均每年縮減23公尺,而過去10年間,喜瑪拉雅地區的河川,已有高達75%枯竭了,導致原本仰賴其維生的村民得向外購水。而颶風的強度亦日益增劇,影響區域甚至可達不丹。她強調:「當我們談論氣候災難,我們並非談論一百年後將發生的狀況,我們談論的其實是今日。」

來自密克羅西亞的代表,則是強調太平洋島國因海水上升,面臨淡水鹽化的衝擊,伴隨著降雨型態的改變,迫使民眾必須重低地環礁地區遷移致火山島區。

面對上述的衝擊,因應與調適之道絕非僅仰賴由上而下式的集權式指導,而是來自社區為主的調適行動,如席娃博士即強調,應以原住民默識知識作為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規劃之依據。反觀台灣雖高喊著台灣屬於高氣候脆弱度的國家,亦高舉氣候變遷對國土的衝擊作為劃設禁建區、遷村的理由之一,完全忽略如何採行以及建構社區為基礎的調適策略(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註定失靈的碳交易

在加害者的角色上,根據分析,2008年時亞太地區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是1990年的2.3倍,增加速率比全球平均高了60%,而台灣的增加速率在本地區的主要排放源中,排名第四,僅次泰國、中國、印尼。

但另一方面,亞太地區中,各國的排放結構迥異。如香港、紐西蘭、日本等國,其碳足跡為該國碳排放量的1.2倍以上,顯見該國的大量消費,導致了他國的高額排放。但另一方面,台灣、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的碳排放量均較碳足跡小了20%以上,凸顯藉由耗能產品出口謀求GDP的增長的發展模式,導致上述各國進貢了高額的環境涵容能力。而各國在減量政策的倡議上,目前雖然尚未針對其結構特性提出個別分析,但最大的共識則是目前各國碳交易制度的設計,完全無法發揮作用。如來自ECOLO Japan的今本秀爾既指出碳交易制度有5個系統性的侷限:

導致大排放戶產業跨海轉移至「污染天堂」。

將受到經濟衰退與全球金融市場變化巨幅影響。

無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快速成長。

總量管制效力不足。

因利益因素,導致某些部門與產業刻意被排除在履行減量責任之外。

而澳洲綠黨代表亦不認同目前執政政府推動的碳交易制度,反對目前50%以上的排放額度被免費核配給企業的設計,以及境外抵減的設計。而澳洲綠黨近期提出儘速課徵每噸二氧化碳20元澳幣(約6百元台幣)的碳稅的訴求,亦獲得該國72%以上的民意支持,認為陸克文執政陣營應儘速與其就此倡議進行協商。

針對現行國際的碳交易與碳抵減制度的運作,席娃博士則直接批評,因為清潔發展機制的不當運作,反倒使印度的污染產業持續增長。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代表亦表示,目前該國已有許多來自澳洲的碳交易掮客,在遊說地方政府進行不當的碳抵減計畫,而由於資訊的不對等,該國公民團體難以有效監督,呼籲亞太地區的綠人組織研擬共同行動對抗這種情形。

對照亞太各國對於碳交易市場以及境外碳抵減的憂慮,台灣目前抗暖政策卻是意欲以境外碳權作為達成2020年的減碳目標的主要手段。如根據目前提出的減量規劃中,仰賴碳權購買的額度竟達到3千3百萬公噸,佔總減量的15%以上。

面對氣候變遷此嚴峻的危機,從柯加邦巴省以及台北所匯集的聲浪均可知,仰賴既有政治體制的調整或是市場機制的自動矯正,均難達成系統性的翻轉。而系統性的翻轉,除了建立「活碳為基礎的經濟體」(註)的共同願景,我們亦需要使當前政治體制脫離污染者與全球資本的綁架。因此,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綠化,此將是無可迴避的挑戰。

註:Vandana Shiva博士指出,目前仰賴化石燃料的經濟體,是仰賴死亡的碳(Dead Carbon);而農業等以土壤為基礎的經濟體,是將碳活化利用(Living Carbon),屬於活碳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