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南大埔的土地徵收案，縣政府在完全沒有跟地主協商的情況下，就先後兩次把怪手開進稻田，把即將可以收割的稻禾剷除釐平。地主的大媳婦眼見一車車的地土被載走，承受不了心中的痛而當場昏倒。她的姊妹們告訴我，這些泥土是他們世世代代經過努力改良而成的，不必施肥就可以種出二十幾斤的大芥菜。縣政府這種沒有人性的鴨霸行為，還公然說一切「依法行政」。
徐世榮在今日的時論廣場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遠離正義，只要徵收程序啟動，被徵收的一方就完全沒有說話的餘地，只能任憑國家宰割，而且還可以說是依法行政。這是台灣徵收制度的嚴重缺陷。但是，本文要指出的是，除了徵收法的問題之外，徵收過程中的浮濫與舞弊，讓不該徵收的土地也強被徵收，可能才是台灣近來眾多徵收衝突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台灣的土地徵收每年都在急速增加中。2001年的徵收面積有3281公頃，但到了2008年，徵收土地面積到達6618公頃。這個面積與日本相比，幾乎是日本的十倍。但是，台灣土地的面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我們土地徵收的輕易與浮濫，可見一斑。最近在新竹地區的幾件徵收案，都備受議，包括竹東二重埔、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竹南的大埔、後龍的灣寶等。
為什麼台灣的土地徵收那麼輕易浮濫呢？一個比較正式的、臺面上的理由是，進入90年代後，資本逐漸全球化，國家為了強化資本的國際競爭力，於是對資本進行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建設大量的「園區」供資本家使用，而產生所謂的「新圈地運動」。這是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的一環。國家也在國際競爭的口號中，以社會發展為名，輕易取得圈地的合法性。
但弔詭的是，這種圈地的合法性，竟也演變成浮濫徵收的主因。政治人物以發展之名，可以輕易徵收土地，是製造官商勾結最有利的條件。本來，土地徵收必須有「公共性」和「必要性」的先決條件，但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局勢下，這些公共性和必要性的評估很容易被忽略。
竹東二重埔的徵收案，雖然以竹科三期為名，但跟竹科毫無相關，既沒有公共性，也沒有必要性。竹南的大埔徵收案，本來是因應「群創」要地，才突然增加五公頃。2009年群創合併統寶光電，已無擴廠需求，但縣政府仍然繼續徵收，其必要性何在？後龍灣寶的徵地也是沒有必要性，因為附近銅鑼園區的土地，幾乎都還沒有使用。竹北的「知識旗艦園區」，由交大主導，用知識的名義加入搶地的行列，一徵就是600公頃，根本看不出必要性，甚至沒有公共性。
因此，以上這些徵地案，既無公共性，也無必要性，以其說是為了社會的發展，不如說是為了政客的私利和財團的貪婪，這才是讓受害者最不服氣的地方。況且，農人們辛苦耕耘了幾個世代的土地良田，卻以低價轉讓財團，這種拿窮人的地來成就政商的財富，又怎能讓人心服？社會又怎能不對立衝突呢？
1950、60年代，我們以農業培養工業。現在，工業起來了，應該是回饋農業的時候。可是，我們的政府還是「以農養工」，讓政商可以輕易勾結，竊奪農地。大埔的例子更是公然搶劫。尤其，氣候變遷，台灣正需要一個永續的農業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永續發展。馬政府卻輕易摧毀農業和土地，不知道其執政目標和方向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