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9世紀的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以結束了英帝國大部分地區的蓄奴制而著稱。但實際上，廢奴主義者之所以能成功，不僅因為他們使用了超前的鬥爭手段，還因為在距今兩個世紀的時候他們就已經認識到，必須獲得一個重量級商業巨頭的支持。那個人便是東印度公司主席查理斯·格蘭特（Charles Grant），他控制著當時世界半數以上的貿易。
英國律師波莉·希金斯（Polly Higgins）致力於阻止生態滅絕，結束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破壞，並且常常將自己的計畫比作是今天的廢奴運動。這樣的對比雖不新鮮，卻很有道理。無論是污染水源、砍伐熱帶森林或者氣候變遷帶來的浩劫，其背後都有強大的商業利益驅動；他們對自己造成的破壞視而不見，堅信一些人可以對別人的環境為所欲為而不用承擔後果。
面對環境問題，希金斯給出的解決方案也一如廢奴運動那樣簡單直接：她提出要將破壞環境列入國際刑事法庭(ICC)的第五項反和平罪，使之成為非法行為。
這個主意聽起來可能難以置信，但也可以說它比現行的氣候變遷應對方案更簡便易行。與其耗時費力地召集聯合國的194個成員國就調整經濟結構和減少消費的目標達成一致，並且指望著他們會信守承諾，還不如採納希金斯的方案，要求世界各國領導人修改1998年的《羅馬規約》（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正是在這份條約中誕生的），只要獲得2/3簽約國的同意便可成為法律。有趣的是，各國政府為了防止大規模化學戰的爆發禁止了戰爭中的生態滅絕，卻對和平時期的生態滅絕不聞不問。
要實現她的目標，希金斯還需要借鑒英國廢奴運動的另外一個細節：她必須在當代的商業精英中找到一個像查理斯·格蘭特那樣的人物，能率先垂範，支持禁止生態滅絕的運動。誰能當此大任？
當今商業世界的巨頭中其實有不少合適的人選，比如富比士財富榜上排名第二的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妻子梅琳達（Melinda Gates）。這對以樂善好施著稱的夫婦自1994年來已經在慈善事業上投入了超過260億美元。他們建立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雖然主要致力於促進推動發展和提高醫療衛生條件，但其事業的成功直接有賴於土壤貧瘠和水污染等環境問題的解決。正如其網站所宣稱的：「氣候變遷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面對的大事。」
富比士富豪榜上緊隨蓋茨之後的傳奇投資家沃倫·巴菲特（Warren Edward Buffett）也承諾要將其個人財富的99%用於公益事業。巴菲特在經濟和社會變化中向來佔據先機，在公眾的壓力下果斷地宣佈反對新建火電站便是明智之舉。但同等重要的是，他希望用清潔的方案解決政治上的難題；巴菲特近日接受美國商業新聞頻道CNBC時表示：「我可以在5分鐘之內解決財政赤字問題。只要通過立法規定，政府赤字一旦超過GDP的3%，全部現任議員便自動失去再選資格，美國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與前面兩位相比，雀巢集團的總裁包必達的入選似乎令人稍感意外。多年來，包必達一直高調倡議提高水價。他承認，雖然這會給他的飲食巨頭帶來額外的成本，但如果公司的經營活動讓普通人無水可用，雀巢在道義上和經濟上都會遭受更大的損失。
曾在雀巢供職的保羅·波爾曼（Paul Polman）現在是聯合利華的首席執行官。他最出名的壯舉就是停止發佈季度財務報告，以抗議短期投資的風氣。他近日告訴《衛報》記者，很多公司的蓬勃發展都是以犧牲社會和自然為代價換來的。他說：「我們要成功不必損害他人的利益。」
還有理察·查爾斯·尼古拉斯·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Charles Nicholas Branson）。他支持公益事業由來已久，雖然他所推崇的事業（比如應對氣候變遷）與他實際的商業利益（比如經營維珍航空）有時可能存在不小的差距和衝突。無論哪個商業人物追隨著查理斯·格蘭特的腳步，改變了當今世界資本主義運行的軌跡，他都必將名垂青史，獲得比富比士富豪榜上榜者更加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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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網站，原發表日期2012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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