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27日
作者:蔡宛儒(研究助理)
日載報端環保署回應周桂田教授一文,表達政府對風險治理的重視,也想呈現民眾參與、專家代理機制的成果,但卻暴露政府對於風險治理與民眾參與淺薄的認識。近來美牛、瘦肉精、禽流感等議題,皆暴露台灣無法掌握外在危險處境的情形。未知與不確定性觸發風險社會的認知,民眾對於科學非侷限於數據,而是其背後的政治權力與政策制定過程。
科學專業呈現事實,但若事實去政治化、去脈絡化,邊緣化公民科學與常民知識,將產生政府與民眾間的認知斷裂。從中科三期、六輕、國光石化等議題中,公民參與過程往往僅為公聽會,對於實際決策並無參與空間。國光石化的撤案亦源於民眾於街頭的遊行和集結,發出怒吼,而最終由馬總統拍板定案做出撤案之結論。這些例子中,集會遊行和網路串聯才能得到關注,決策制定過程中,民眾發言往往只流於形式,最後決策時,民眾被要求離場,無法參與。傾聽民意與教化民眾相差甚遠,政府面對民眾疑慮不應只有「教育」民眾的想法,以科學外衣將決策去政治化的菁英理性技術決策,貶抑了民眾對於包含倫理與社會議題的風險關切,只有文字往返各說各話的交鋒,缺乏聚焦對話,並無助於實踐風險溝通,也模糊了風險問題的焦點。
環保署文中提到中科、國光石化與實際情況不符,但採用一個專家代理公民參與的制度,本質上仍是仰賴專家的決策系統。在這個機制設計下,非但公民沒有自主參與表達意見的管道,專家還被放在一個代理公民、架空公民參與的尷尬位置。而這樣的機制還被環保署用來宣傳其公民參與之落實,並沾沾自喜其風險評估之成效,藉以反駁周教授所提之遲滯、隱匿性的風險管制缺失,足以顯示台灣政府在風險治理上的落後、無能與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