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住在臺灣的人，感情上，最感衝擊的一事是解嚴。
解除長達40年的戒嚴令，的確令人百感交集。既希望從此可以有更多的自由與民主，卻又不敢相信，解嚴了就可以有憲法所給予的基本人權。
相信此時此地，這樣感受的人應有不少。
看到許多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大學教授寫讚美「德政」的文章，真令人感到難過。局面如此，已無需再花筆墨去討論，去了戒嚴，來了國家安全法；解了嚴，卻還留下非常時期、戡亂時期、動員時期。這些加加減減，最後到底剩下些什麼？
我並不是犬儒想法的人，卻也覺得，這時候下任何的結論都太早了，唯一能採取的行動應是懷疑。對當政者的誠意表示懷疑，何況是有一大堆的事實佐證的懷疑，只要是眼與心都雪亮的知識分子，應會明白，是最符合自己身分的做法。
雖然這是十分得罪人的。但是邏輯應是，假如當政者，最終證明沒有誠意，知識分子還客氣什麼？反之，當政者真很有誠意，應有「能撐船」之肚量，受知識分子一點「酸氣」，算什麼？
解嚴是一個起跑的動作。應非如童話「光明的尾巴」，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現實的世界，會很快就告訴人，還有太多東西需要奮鬥。
也許多年來的封閉與不開放，使太多人心中蓄積了太多的期望，面對一個跑道的起點，竟形成一種終點達陣，興奮過度的奇異氣氛。
這樣的感覺其實並不陌生，阿Q，就是阿Q的想法。
解嚴了。那些從來主張戒嚴，還一直振振有詞說戒嚴有埋的人，如今改弦更張，讚美起解嚴的「時代意義」。他們的搖擺並不為奇。這些人本來就不值得期待。
令人覺得難以相信的是，那些多年來批評戒嚴的合法性的人，在解嚴之後，不再對這個他們多年批判的「戒嚴時代」，作任何的追究。
解嚴使他們失去抗爭的「哭牆」，解嚴使他們失去最習慣的反對語言。過去他們是真心想促進解嚴，今天就更應該主張從政、經、社、文化全面清點戒嚴所造成的創傷，並起而行，進行「回顧批判」的工作。讓未經歷過這時代的人有機會明白，1949年至1987年，臺灣曾有怎樣的，可為殷鑑的過去。
可惜，那群最可能如此行動的人，如今竟除了隨人和聲說說「脫下軍裝，換上西裝」爽快語，或上上街示威出出氣，無一能向歷史交代的表現。當年大批戒嚴之非，難道真的只是運用的工具？
他們所最關心的可能是，他們終於成立了「反對黨」。像多數人「醉心」解嚴一般，他們也「醉心」臺灣有「反對黨」。兩黨政治，好像好夢成真了。是嗎？成真了嗎？
那樣容易隨人說一筆勾銷，就一筆勾銷了嗎？在走向「新時代」時，可以如此輕易，以前的都不算？重來？
如果這麼一件歷史事，可以這樣放過，不談過去之非，只一往向前，這樣的「反對黨」就真的「忠誠」得可以了。
戒嚴對這個時代的最大創害，可能就是一如那些一直想盡法子為當政者找詞的拍子人物所說的「多年來，民眾並未感覺有戒嚴的存在」。明明有的東西，卻被「並未感覺」。而這樣可驚的微淺自覺，竟被用來解常年不解嚴誤謬之圍。這是多麼教人駭然的事。
習焉不察。解嚴之後，戒嚴時代所「習焉不察」的種種社會非常態觀念認定，還將持續下去。這是最可怖的事。近40年的戒嚴，無疑已在此地形成「戒嚴次文化」。這種次文化的內在，有的可以隨著解嚴而逐漸蒸散，但有的已成「隱藏程式」，內部化了，這種次文化仍將不斷造成民主化運動的阻障。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蕭新煌在7月19日的《聯合報》上發表《解嚴後社會新秩序的改造》中有一段話說：近40年的戒嚴形成的非常態的戒律，社會秩序的規範也就產生嚴重的扭曲，有些不必那麼緊的，卻異常的緊縮；有些應該緊的，卻又顯得反常的鬆弛。前者如思想、言論、教育、結社和政治活動等屬於「形而上」的社會秩序範疇；後者如經濟、消費、交通、治安、環境等屬於「形而下」的社會秩序領域。結果使得生活扭曲規範下的人民感到無所適從和無奈，甚而積壓成為民怨而投射到反體制、反秩序、反規範的言論和行為上；要不就是形成乖違正義、公平、平等原則的陽奉陰違的「儀式主義」。
這段話相當切中的指出「戒嚴次文化叢結」還如鬼影一般，無所不在，深深嵌入我們的文化中。
怎樣才能「去除魔障」--disenchantment？
蕭新煌也認為，「這些長時期來已成形的叢結，多半有了自主的生命循環，而獨立於戒嚴令之外，衍生為另外的社會事實」。他認為，要打破這些結，就得從重建社會秩序著手。
重建社會秩序是比較宏觀的說法。如果從細部解剖的「除魔」程序看，「追溯性因果調查與批判」(Retrospective Cohort[註]Study and Critique)，無疑是最高優先必須加速進行的工作。
唯有從過去40年的整體性社會調查，才能知道，到底戒嚴扭曲什麼？而扭曲的責任應如何界分？
幾年來，台灣地區的最大政治問題，其實並不是有無政黨政治或民主化夠不夠的問題；是大家一起沒有是非，一起和稀泥，而竟還有立法委員公然宣稱，民主就是和稀泥。這才是最要命的。參與政治的不管執政的或在野的普遍沒有「責任政治」的內修、反求。
韋伯所說「責任倫理」──自主與責任，並未成為此地政冶參與者的必須人格，長年的戒嚴是不可不拿出來批判的禍因。
責任政治是什麼？無非是，誰做錯了誰下台，誰誤事了誰道歉。我們的政治參與者讓我們見識過這樣的節操嗎？
一件又一件農動社會造就創傷的事件，過了就過了。沒有檢討，沒有追究，錯誤的決策，錯誤的投資、開發，失信，高層官商糾結，不檢討，不追究。
頂多是，過一段時間後，被認為「有責任」的人，以不相干的原因下台。到底真實責任如何界分，則永遠不會有人弄得清楚了。
這個「政治界面」所標定的核心性人文質地，像一座螺旋暴風，將政、經、社會相關的社會事實，悉數捲入。
環境汙染的解決，自無可能自外於這個可怖的次文化魔法。公害政治學所想見證的也正是這個。汙染的成形原是來自一種具因果關係的文化叢結的操縱。
解除魔法的「第一滴血」，無疑是從過去的、現在的事項中，不斷的煉鍛──自主與責任──責任政治的內蘊，不斷有人下台，不斷有人道歉。是的，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而那些做「公僕」的政治參與者必須牢記──在民主的定義下，公僕是沒有「德政」的；做好是應該的，做不好下來，此地多的是人才，隨時可以換。
註：A cohort is a group of person who share a common experience within a defined time period.（Judith S. Mausner, Antita K. Bahn; Epidemiology, 1980, Page 81）
原載1987年8月《當代》雜誌第16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