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嚴格說來，並無真正的環境運動者，因此，所謂專業倫理，就無從要求起。而那些「兼業」的環境運動者中，許多人還在傍徨，他們隨時可以從環境運動中自我退潮，對這類人物很難有任何的期望。這是開始討論這個題目之前，必須先說明的。
因此，不如把題目轉移座標到目前的工作與環境運動有關的人，但他們卻未必自知是環境運動一環的人物。討論這些人物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將來的環境運動者可能遭遇的困局。在這個日益沉淪的環境結構下，那些有志於環境運動者，他們的救贖希望又在哪裡？
環境運動的本質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最大包容可能的人道主義。環境運動所主張的基調，可以說都是源本於認定：反對、對抗是人類之「必須的信仰」；而環境運動的基本假設是，任何權力的掌握者，都是環境的破壞者。國家機器、文化霸權、執政者、官僚體系，他們的視野中不會有環境生態的關懷，他們會在政令宣傳中一再昭告如何如何的關心環境，如何如何有誠意，但永遠不曾誠實地在面對他們「誠意」的包裝下不斷製造出來的公害問題。
環境運動的基本概念是：否定權力掌握者有反公害自主性。因為公害的製造者，環境的破壞者，經常是那些支持掌權者「登基」的人，這些支持者是要掌權者分贓的，這種政治分贓的共犯結構，使執政者永遠與環境保護絕緣。
在這種霸權透視的眼界下，環境是一個弱者。也因為是弱者，才需要運動。而運動的對象是掌權者，方向是反對、對抗──讓掌權者沒有逃避的空間；讓掌權者從公害製造者的共犯結構中，透過反公害的執法劃清界線。這是一個十分艱難的「政治工程」。因為，反公害的執法，可能造成的效果，或許並不是共犯結構的解組，而是更深的勾連，更多祕密的互通，更多賄賂的機會，更複雜的交互關係。
環境運動者在此一思考結構下，幾乎可以定義在「永遠的反對者」的位階上。在民主政體下，環境運動的反對精神是遠高於反對黨的。這個特質是參與環境運動的人經常忽略的。有很多人以為環境運動不具任何政治意義，其實是被目前政治上所流行「反對黨政治」的價值判斷的指標迷惑。台灣在國民黨一黨獨大與黨外人士多年的「制衡」理論的沖刷下，政治內涵形成了只有國民黨與反國民黨的二分結構。除了兩派意見外，很少有第三種聲音的可能。
所謂反對黨政治，在某些時候，是「對抗國民黨」，有時候則成了「忠誠反對黨」。有妥協、有讓步。環境運動則是清一色的反叛到底，不曾出現任何「忠誠」的時候。因為環境運動的目標十分明確，因為環境運動所追求的並不是社會資源、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如反對黨一般，而是根本否定既得利益與執政者有使用資源的能力，並從資源有限以及不確定的未來的哲學觀，凍結使用資源的可能。
環境運動可能無法在短期內迫使掌權者停止公害的進展。但就長期而言，他們的對抗，定會促成掌權者體系內部的質變。執政者從汙染惡鬼一變而成了環保天使。這些效果經常是動機於掌權者內部「工具理性」升高，也可能是藉之以為內外政爭的武器。這種「假性環保天使」的幻象，雖然不會持久，但已足夠讓那些對執政者或政治改革者心存幻想的弱質環境運動者，以為黑暗終於過去，而被吸納入體系中。這種情況對環境運動的傷害極大，但也就此可探出綠的純度與深度的標尺。
過去幾年中，台灣的環境運動的進展，就在這樣的綠色純度與深度的檢驗下，不停的查驗出參與關懷環境運動的人，是有怎樣的光譜分布，能夠合乎「專業倫理」要求的人，屈指可數。相當多數人落在弱質者甚至是惡質者的地帶。
迫掌權者向人道主義低頭，而不只是在「政治上皮」覆蓋一層綠色薄膜，這是環境運動者列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不可能的夢想。
在這個不可能的夢想的遙遠起點，環境工作者在成為運動者之前，毫無疑問，必須通過反對者信仰的試煉。
去年一名美國籍的學者來台灣，他的研究工作與跨國工業公司的公害問題有直接關係。因研究的需要，他也取得跨國公司的特別許可，進入這些公司的機密地區，從事調查工作，甚至與跨國公司的決策者有過錄音交談。在交談的過程中，他發現，這些大國企業的負責人，對於公害防治基本上的態度是：能不做就不做，認為所有的公害問題，都可以用金錢來處理。他的意思包括，跨國企業認為連政府都是可以用錢買通的，所要考慮的只是買的方法的問題及程序的簡繁。
他告訴我的目的有二：一、他想知道，這種失人性的經濟工業問題，是否也發生在歷史上曾有「無為而治」、「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國社會；二、他想問從事調查報導記者的我，對他有什麼建議，他是否應該將他手上的錄音帶公諸於世。他在做研究之初，與那些公司有過協議，錄音內容不得公開。但他覺得，這種協議，讓他感到不安，一種源於人道主義，不願站在惡魔一方的不安。
在追查台灣農藥殘毒問題的過程中，一名因工作而與台灣農藥使用狀況有關的人，與我通過電話，他指控了許多不可思議的情節，包括官商勾結。他願意說的原因是，他覺得對的事，就應該做。可是他堅持，不能給他惹麻煩。意思是他只願做永遠的祕密證人。
幾年前，調查一件重大的環境破壞問題時，一名採訪對象手中保留了許多決策過程「閱後即毀」的密件，這些密件透露了這件環境破壞問題，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特權運作如何影響的內幕。採訪過程中，他一再表示，如不保留這些密件，就無由證明。環境一旦遭遇大難：責任追究從何下手。他保留密件的目的在，有朝一日，此事被揭發，需要物證時，他可以提供。至於為什麼不能主動出擊，他覺得自己「人微言輕」，無力對抗。
在調查味全嬰兒奶粉AGU鈣磷比例反轉致嬰兒「血鈣不足」案的過程中，初期的調查，許多有名望的醫師都沒有說實話，還幫著味全公司掩過。即使後來事件明朗化之後，這些該講話的醫師仍不願表示意見，原因是，他們「還要前途」。
取締公害的基層公務員，赴汙染工業的宴席。
杜邦鹿港案中，選舉後倒戈的地方官。
這一系列的人物，讓我們看到「反對者的信仰」實在是不容易的道德堅持。這些原來可能成為反對力量的人，放棄了他們的反對的權利，結果是縱容了掌權者的破壞力，造成今天台灣環境加速沉淪的苦果。但這種沉淪也刺激了台灣產生新的環境運動。
自力救濟者以愛鄉為出發，強調生存一旦受到公害立即的迫害，即形成強大的草根反叛力量，目前已有部分的自力救濟者開始從「保家」的小我，逐步學習擴大成「街上」大我的反對者角色。這個新興反對力量正在迅速的壯大中。他們的反對根於生存受到威脅，因此，沒有妥協的空間，而時間也毫無彈性的可能。他們的出現突出了台灣環境運動的高度緊張性。在鹿港反杜邦事件的過程中，台灣大學學生杜邦事件調查隊的成員就曾經說過，都市的知識分子應該反省，因為「人民已經走在他們的前面」。
這種全面的反彈，使得原來應屬社會前鋒的知識分子，很難再坐在台北的咖啡座上高談環境運動。在草根力量快速的形成堅定的反叛「鋼性」浪潮中，許多從前被當權者所用的所謂的環境關懷者「軟性」角色，很快的就被沖刷、擱淺上岸。
這也許可以算是一次「專業倫理」的大考。也可以說是，台灣民眾在找回環境的救贖之路前，一次必要的陣痛。中國人在過去數十個世紀，並沒有建立「反對」的價值觀。而「反對，不必忠誠」的最高道德意識，則在所謂民主化、政治革新戲台上被用理性的迷思布幔覆蓋。
綠色哲學應該是今天人類所有的政治概念中最直接的民主要求。而它的徹底反對精神為大部分人所忽略。當綠色哲學因為政者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而風起雲湧時，當權者當心了！
原載於1987年12月《當代》雜誌第20期
※ 本文轉載自《公害政治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