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舜薇

編按：《海島核事》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與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共同策劃，完整紀錄台灣「反核史」。本文摘自第四章〈核廢何去何從？〉，爬梳核廢料難題，指出核廢料處置上常出現的「犧牲體系」，並回頭檢視台灣自身，闡述蘭嶼核廢儲存場面臨的爭議。福島核災過後的第三年，在福島出身成長的東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高橋哲哉，對自己的家鄉懷有強烈的愧疚感。為什麼在知道蘇聯車諾比事件、日本東海村JCO事故等的慘痛教訓下，還讓自己的故鄉去背負如此重大的風險，而自己卻在東京悠哉地享受著福島核電廠所供給的電力呢？他以被犧牲者、得利者雙重身分，縝密省思後寫下《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他從福島核電廠與沖繩的美軍基地談起，反省日本核工體系與國家機器、民間社會、受核影響地區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是以福島與沖繩作為思考的起點呢？高橋哲哉認為，這兩個地方正代表在戰後日本被編入國家體制內的兩個犧牲體系，福島的核能事故，曝露出在推展核能政策中所

編按：從早期的地方運動，再到2018年舉行的全民公投，台灣反核運動走了近40年，至今仍是選舉熱門議題之一。《海島核事》由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綠盟）與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共同策劃，將這段「反核史」完整記錄下來，並爬梳台灣核能發展歷程，試圖跳脫反核與擁核的二元思維，思考如何落實非核家園，又該「核去核從」。2013年民間舉辦反核大遊行，除了要求廢止核電之外，也向行政院訴求全面檢討核廢料政策。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於同年4月3日與抗議代表見面後，除了公開承認第二次選址計畫執行困難，要求相關部會進一步思考替代方案外，也同意建構類似過去遷場委員會的運作機制。為了回應持續高漲的反核民意，江宜樺啟動「民間與官方核廢處置協商平台」，邀請民間反核團體與政府共商核廢料處置政策，這是政府首度正面與民間建立的核廢協商機制。民間反核社群提出諸多建議，例如蘭嶼貯存場遷場與選址計畫脫勾，重啟遷場委員會以便讓更多蘭嶼人參與等，

2014年初始，馬政府就放話將在今年中完成核四安檢後，於9月裝填燃料棒試運轉；經濟部更接力指出，若核四「因為政治性因素」無法在今年順利運轉，2015年台灣北部就會面臨缺電危機，「勢必得將核一、二、三廠延役」。關於核四的各項爭點，似乎無需再多言，怪在這套說法預設了既有核電廠存在的合理性，「延役」變成了理所當然的核四替代方案，完全避談核一廠一號機其實在2018年就要面臨40年的除役年限，更不要說近年頻傳的各種老舊核電廠意外事故總是讓人膽戰心驚。依照原能會「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除役計劃須在預定除役前3年提出，到現在卻還沒個影，無能處理只好硬把延役與核四爭議掛鉤。40年，象徵台灣走過了一個核子世代。從歷史來看，核電是伴隨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而來的技術，若一特定技術的出現總是難以與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性切割，那麼核電廠本身就是一套被建構的政治計畫，刻意要抹除其政治性，恰恰是最「政治」的事

災難導致的流離可能會形成新的認同和邊界，特別是核災輻射這種摸不著、看不見、聞不到、不確定性高的的風險，使得那原本就應該遠遠超出自己掌握範圍的人生，在無法度量的恐懼下，更顯得弱小易碎。要能夠真誠地活下去，還需要多一點「跟別人不一樣」與「質疑權威」的勇氣。最 近在台北電影節看了一部日本片《若無其事的寧靜》（原片名：おだやかな日常），描述兩個東京家庭在311災難後的遭遇。當初的確是被這部片的故事和背景吸 引來的，但與其說是在呈現「核災」這個特殊事件帶來的影響，不如說是一部本質上談「社會是什麼」的電影，只是把場景設定在災難後的日本。跟前陣子的《希望之國》比較不一樣的是，這部片的主角所在地是東京，距離福島250公里遠（核災強制避難範圍是30公里），在這樣曖昧的距離下，他們擔心輻射塵到底會隨著 空氣、風和超市食物飄到多遠。如果用台灣的情況類比，大概就是北部核電廠出事的話，住在南投的人的心境吧！日常即災

「這30年來，如果貢寮人有一年、有任何一個念頭，因為覺得沒希望而放棄了，那麼反核運動就不可能一步步走到今天，也不可能有20萬人上街的盛況了。他們總是在想，還可以做些什麼呢？還能夠嘗試些什麼吧！於是上街頭、打訴訟、每天看著核四監督工程、自力作海灘監測、跟台電吵架……就這樣堅持到現在。309有20萬人上街，很多人說是因為名人效應，但名人其實是被公民的力量召喚出來的。我們不必妄自菲薄，要對前輩謙虛，更要對公民力量的未來感到驕傲。」這是綠盟秘書長崔愫欣在一場鹽寮反核自救會與反反反行動聯盟交流會後的結語，語畢，原本互動熱絡的兩群人靜默了幾秒鐘，空氣中彷彿有什麼東西，把每個人的情緒一瞬間帶到歷史裡。由反反反所發起的「不要告別東海岸」徒步行動，4月初從台東杉原海岸一路步行北上，經過11天、將近兩百公里的旅程後，抵達了東北角貢寮的福隆。他們休息一晚，隔天從福隆徒步至澳底核四廠，來回14公里，跟鹽寮反核自救

從5月底的「我是人，我反核」導演作家群快閃行動開始，許多名人陸續在公開場合表達反核立場，特別是擁有粉絲群的演藝界人士和樂手，藉由各種表演舞台，不論是明白直述或者暗渡陳倉、憤怒控訴或者感性呼籲，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傳達反核訊息給台下的觀眾。在這樣氛圍的推波助瀾下，近兩個月來，綠盟也不斷接觸相關文化領域的人士進行跨界結盟，例如與設計界合辦反核插畫海報展、與獨立音樂界合作主題音樂會等；另一方面，媒體對名人的報導，更讓「表態反核」蔚為風潮，反核走出政治社會版面的侷限，開始成為生活時尚雜誌和藝文副刊的主題。過去反核在台灣被貼上政治惡鬥的爭議性標籤，加以核電廠風險的不確定性，周遭的居民在沒有立即明顯受災的曖昧狀況下，很難獲得如扶老貧幼社福團體那般的公眾目光。作為從事相關倡議行動的團體，也較難藉由運動的成果，公開徵募維繫組織生存的資源，不論遊說對象是公部門或企業皆然。不過，近兩年因為福島核災，反核重新成為台

一項論述的提出和發展，往往牽涉到背後的權力結構。在台灣，談環保不是新鮮事，重點是誰談？怎麼談？談完之後（或是在過程之中）要如何實踐與改變？ 最近，由知名媒體人陳文茜主導拍攝、號稱台灣首部氣候變遷紀錄片《±2℃》問世，企圖引起一般大眾對於暖化議題的關注。媒體名人關心重要的環保議題，當然是好事，影片基調凸顯的感性訴求也是引起關心的重要切入點。然而，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傳達的訊息，卻讓原本就對相關議題稍微瞭解的人感到「先是失望、再來很悶」。片中不談能源、產業結構等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性問題，也沒有切中核心的具體建議，僅在片末呼籲觀眾「救救孩子和下一代」、「一人一信寄給總統」，似乎全然將改變寄託在政治人物身上。這不僅嚴重低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因為拍攝團隊和出資者的耀眼光環，恐怕壟斷議題的詮釋權，環保團體當然悶。不可否認的，紀錄片當然會有其特定觀點，我們就以另一部陳文茜曾經在她的節目中介紹過的英國

最近網路上一篇翻譯文章〈洗澡洗再快也不夠：為何個人改變不等於政治改變？〉，引起網友眾多討論。其中談到，就算竭盡個人努力調整生活方式，試圖減少環境負擔（例如洗澡洗很快、節約家庭用水與能源、只搭大眾運輸工具、吃素等），這些個人的改變對於解救目前的環境危機卻是杯水車薪，因為最大的污染源和環境權殺手，都是那些渺小個人無法觸及的權力集團：政府、跨國企業、資本主義。文章看似悲觀、唱衰所謂的「環保意識」，但作者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凸顯唯有公民自發組織起來，挑戰龐大複雜的結構權力，才有可能造成深刻的改革。讀過這篇文章，倒是讓我延伸出其他的思考。許多主流意見在評論重大開發案爭議時，似乎都會將事件簡化成經濟發展對抗環境保護的兩個對立極端，忘記了這當中牽涉到的是實實在在「人」的日常生活。而既然是生活方式，就應該有不同的選擇。然而，衝突的來源往往是因為某項技術發展的獨斷（例如將大部分資源投入高科技產業和高污染的石

近日，台灣幾家主要平面媒體不約而同引用同一篇外電，加上「核電廠鹹魚翻身」、「部分環保人士改變反核立場」這樣聳動斗大的標題，再度用似是而非的論點塑造國際核電復興的假象。選擇性呈現、觀點偏頗的科技新聞這些報導指出，不但波蘭、印尼等國家積極計畫興建首座核電廠，原本持非核立場的國家也開始鬆動，全球超過50座核電廠正在興建當中；自1980年代以來，全球核電廠的安全事故發生率已經大幅下降，因此民眾不必擔心核電廠的安全性。甚至，報導還引用特定「環保人士」的發言，斷定國際環保界已經不再堅持反核，而傾向建核電廠以對抗暖化。然而，這些觀點單一的新聞，真的告訴我們真相了嗎？台灣媒體在科技新知和環保議題的報導上，往往有個通病，就是記者不做功課，多僅止於選擇部分外電進行翻譯整理，造成寫出來的新聞、要不是一味移植單一的外電觀點，不然就是缺乏更進一步的統整分析，以作為適合在台灣進行公共辯論的參考資料。

上月底趁著端午假期，與同事到澎湖一遊，在某間離島民宿中隨意瀏覽電視節目時，突然轉到一個頻道，正播放一部看起來像是政令宣導的影片。影片旁白說著腔調特殊的澎湖台語，力陳核廢料的安全性，並將澎湖美景與核廢料場設施畫面並陳剪輯，強調設場而衍生的經濟效益，呼籲大家「用選票決定自己的未來」，片末卻看不到任何製播單位的名稱。我們才正納悶這是誰播的影片時，剛才結束的畫面又重新開始，原來這個頻道專門播放這部影片，播完一次再播一次，片名叫做《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宣導片：安心安全篇》。雖然我們無從得知這部沒有署名的影片由何人製播，但試想想，除了資源和財力皆雄厚的政府或財團，誰還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包下一個電視頻道，全天候不間斷地傳達特定訊息？雖然政府單位花錢做置入性行銷、買斷媒體版面進行政令宣導，已經不是什麼天大的新聞，但在靜謐的澎湖離島，見證了彷彿小說《1984》中的場景，仍讓人不寒而慄，而其中隱藏的訊息和透露出

位於桃園縣武嶺橋下、大漢溪畔的撒烏瓦知部落，在本月20日遭到桃園縣政府以位於行水區、違反水利法為由強制拆除。這個已存在30年以上的阿美族部落瞬間變成廢墟，數十位居民無家可歸，成為繼台北縣三鶯部落之後，又一個遭到公權力壓迫的都市原住民部落。 縣政府雖祭出水利法認定原住民違法，但對於「行水區」的認定標準和其所需提出的水利勘查報告卻一再打迷糊仗。而另一個台面上的拆遷理由，即是要修建沿河單車道，因此違法部落的存在有礙工程進行及美觀。依體委會「北部地區自行車道串聯計畫」所規劃，三鶯至武嶺橋段自行車道工程全長７公里，完成後將串聯桃園縣既有的大溪月眉單車道、龍潭三坑自行車道，並與大台北自行車道系統相接，預計今年4到5月間完工。 週末假日，撒烏瓦知部落居民忙著清理拆除過後滿目瘡痍的家園，挑出還能使用的建材及鐵皮，準備日後重建；相隔不到一百公尺之外，缺子堤防河濱公園整天來去都是從­事假日休憩的民眾，不時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