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的廖隆基社長為其領軍的雜誌，來函邀請參與建築界與環境、生態、教育面向的座談會，並且臚列數項嚴肅的討論議題，包括台灣目前建築形態與構造對環境的反應表現；對生態建築的看法；建築師係人造環境的塑造者之一，其對自然生態的責任是何，應有何等認知與作為？建築業界對台灣環境的角色扮演等等，此外，還將關懷社會的面向，帶到保育、國土規劃、都市生態規劃、生態教育、環境教育等等相關環節，破題龐大，企圖心深遠，但我懷疑自己能否提出精闢或建設性見解。
畢竟我從未涉獵此等專業，因而為免談來心虛，但就常識、經驗、局部現實角度，陳述些微感受。
近二、三個月來，以某緣故我看了台中地區許多待租、售屋，我先央請助理物色、淘汰出系列對象，再一一前往觀察，坦白說，看愈多愈失望，壓根兒放棄購屋想法，因為這些建物充其量只是些醜陋的空間格子，活似視人為活動性貨物，業者為了用盡法規規定下任何可利用空間，可謂完全放棄人體、人性真正合宜的理想性，例如大樓將主柱內包，贏得多出幾坪牟利；垃圾分類、儲放、清運的空間闕如；欠缺可資晾曬日常衣物設備，整棟大樓飛揚著涼乾衣衫，標準的大樓貧民區姿態；所有權範圍內已是醜態畢露，遑論購屋基本遴選的大、中、小環境條件。所謂建築的形態與結構，充分反映當今台灣過度負荷、人口壓力、唯用、唯利、眼前思考的現象或價值觀。迄今為止，我只看到售後不服務的商品，我沒看到建築物或藝術創作。絕大部分的所謂建商對成功的定義，只是銷售比例及盈利，至於居住後的品質、問題，似乎從未被考慮為成就的內涵，難以想像，幾百年後台灣有無任何一間文化建物古蹟，向後世展示「這是某某文豪、政治家、藝術家……的故居」！
除了國家級或極少數例外之外，台灣的建物完全談不上對環境有「反應或表現」，因而我也看不出有什麼「生態建築」，或僅停滯於建材本身的低耗能、少污染、節約能源、再利用等等局部環保的改善，但就全球科技文明產物的都會，根本上也沒啥生態建築，我認為目前所謂「生態建築」只是「泛生態化」的一種口語罷了，似乎也沒有學術或專業的典範界說，即今是原住民利用當下自然資源的建物，仍止於利用一些自然物資，順應自然法則的生活型展現。
因此，依廣義化與原則而言，我對「生態建築」的定義如下：儘可能利用當地環境因子特色，使之符合人類棲居，且降低不利身心的任何環境因素作用，同時，儘可能不破壞當地環境因子循環，或確保生態體系健全運作的人為設計及利用之謂。準此，基地所有的環境因子及生界生態系的研究調查、瞭解與運用，當然必須先於建築的規劃設計。而台灣文明發展史過程中，早期如北部建屋多木板、南台多竹，係就地取材的現象；因應多雨或炎日酷曬，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搭蓋出擋雨、防曬、利己、利人的亭簷謂之「亭仔腳」延伸為今之「騎樓」，顯然亦是生態建築的範疇；中國北京皇帝祭天的圓丘壇，利用地平線為最大圓，環環石板為層層小圓，以致登頂一望，產生迴旋升天，君權神授的錯覺，當然可歸生態建築；至於如廣州中山堂不存一柱，聽不見回音的設計，則純粹是皇權思想的巧妙構思，毫不相關於生態建築。
然而，就我所知，歷來建築但有藉助自然圖利人類，似乎沒有建設係兼顧照料自然生界者。此所以我在「生態建築」的界說中，加上降低破壞、去除人本觀的企圖。換句話說，生態建築雖不能積極護生，至少也得消極減輕傷害。而歷來鳥巢設計、動物的人工棲地建設，則純為某些生物造屋，或可稱為狹義特定的生態仿作建築。至於在建築之中種植植栽、綠籬等，我認為是室內設計、庭園規劃的領域，雖然略可造就昆蟲或其他生物的暫時棲地，似乎不必認定為生態建築的內容。
如此談來，生態建築或將流於陳義過高的奢侈，因為台灣建設的現狀，光是人性化都做不到，如何生態化？連最最根本的安全防護都不肯面對﹙例如林肯大郡、山坡地建築、活斷層之上的學校﹚，何況生界、環境的保育？！更不幸的是，台灣人習於方便就好，幾十年下來，廁所、浴室的磁磚，全都爬滿整棟建屋的外表，人民還誤以為這叫現代化的建物？
上述些微的批判對象基本上是建商，而非建築師，須要反思的並非設計或技術，毋寧是良知、道德或倫理的議題。然而，建築師本身如何？今年台中市政府聘我為「都市設計委員會」委員，表面上職權是審核建築師設計品的公共安全、美觀等等，實質上委員意見只是建議。我開了兩次會旋即辭職，理由是一切只是白搭的形式。中港路有棟大樓設計，採用全面外壁玻璃，我問該設計者說：「台中市一年直接日照2454小時，足足比花蓮多出800小時，你們有無估計玻璃設備一年將消耗多少能源抵擋酷熱？而午后陽光直照玻璃面，必然造成反光，影響街道上駕駛視線，會否增加事故？」，建築師只回答沒有問題！這種「萎員」不當也罷！
建築我外行，居住的品質人人可感受，記得就讀高中時，我最懷念台南二中日本人蓋出高挑的上空，不僅沒有壓迫感，音樂課還可唱出盪氣迴腸；如今牢籠式的定格，我實在不敢期望台灣可以產生什麼大格局的心胸﹑遠見，難怪一代比一代多出一大票「子宮情結」愛好者。
不止台灣，全球許多文明都會的建築，大抵都是外來文化、文明偏見，如何培育建築師生態觀，恐怕也是隔代改造的長期顛覆。硬要在現狀探尋，或許可側重在自省、自覺與自教的心性刺激。然而，以台灣如今的條件，有良知、渴欲省思突破的建築師多如過江之鯽，這是希望，也是良機。而高雄建築師公會在此時際，提出「建築師」對自然生態的責任探討，給我一陣驚喜的衝擊，畢竟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此番朝向科技文化底層的嘗試，若能在養成教育中，加進生態及生命科學、科學哲學的陶冶﹙假設建築系有10個學分以上的必修課﹚，若干年後的新生代或將有根本性的改變，而要求今之業者的立即效應，恐怕在價值觀、宗教情操面向，較易找到切人口。
期待這番南台良知自覺的建築文化運動得以產生好的開始，我認為當前建築師若能在建商的操控下，「偷渡」一些人性化、理想的成分已屬功德，畢竟處於五濁惡世大共業之中，個人、團體螢火蟲般的燃燒亦有燎原的機會。無論如何，與其大賺昧心財之後再來布施，不若在賺錢過程中注人良知！我深信人性之善具備春天的感染力，也盼望台灣的生態建築觀得有生根茁長的一天。
本文轉載自台灣生態研究中心網站http://alishan.net.tw/taiwan/
原載於自立晚報生態台灣專欄1998/9/8
陳耀雄先生jackson@mail.nsysu.edu.tw整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