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好不好」跟「國家公園經營的好不好」是兩回事。
國家公園的設計，在台灣目前所有土地利用的類型中，毫無疑問，對生命歧異度、文化保存、生態保育、水土保持與國土保安等面向，最是無懈可擊。
如果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不好，該換的是經營人員，而不是廢掉或不設立國家公園。國家公園就是代管台灣世世代代永遠傳承的資源銀行，它生產的是自然文化，任何人造文明所無法替代的世襲遺產，以及生界整體的善。
過往十餘年來以及1998年以降的搶救棲蘭檜木林運動期間，不時聽到伐木營林的「專家」，大言不慚的叫囂：「不是我們過去經營的很好，怎可能讓你們成立這麼多壯麗的國家公園」，這種話就像納粹的後代對猶太人狂吠：「不是偉大希特勒的經營，怎可能讓你們成立以色列這麼美麗的國家」！大約20年前，筆者參與國家公園的範圍劃定或規劃之際，大原則是：只要是原始自然生態系，先劃下來再論資源等級，因為自然淪亡的速率太恐怖矣！
台灣的國家公園又為什麼存有「被反彈」的聲浪？因為：
一、有別於傳統農林土地最大管理單位系統，國家公園在台灣的興起乃由內政部少數官僚主事，執事及委外或培養出的人員，大異於舊制，導致農林系統自覺「割地」或「失土之辱」，此一門戶本位情結，埋鑄將近二十年來的不平衡或黨同伐異，筆者在諸多場合，常聽及中傷國家公園之說，許多文字立論頻見此等爭端，其關鍵實乃封建派系遺毒之所致。
二、國家公園法、森林法、文資法、野保法...等法源皆屬特別法，欠缺定於一尊的國土規劃或環境基本母法，形成多法疊床架屋管理同一塊土地，所謂「事權不統一」，各祭特別法，衍生機關之間的協調間隙，造成舊怨新隙難以化解。台灣政府機關之間，二十年來互相排斥的現象，以林務之敵視國家公園最為顯著。
三、挾帶新興事務及資源優勢的國家公園養尊處優，且以後起之秀、略佔便宜之姿，相對於迭遭運動批判的農林單位，顯得自滿、散漫而乏積極迴饋檢討，多年後懈怠而韋伯理論的官僚老化迅速，長期安逸而當年開創精神喪失﹐對「宿仇」之挑釁一概沈默，積習日久而優勢漸失。
四、處理原住民事務依循「公事公辦」老套衙門心態，未能因應社會變遷作彈性調整。原本就國家公園的精神、立意而言，原住民文化是其精髓，奈何官僚執事未能擺脫沙文本位，無能妥善處理異文化的尊重與轉化為行政合宜措施，因而「民怨」愈深、「誤解」愈大，加上敵對陣營搧風點火，從蘭嶼設置國家公園之鎩羽而歸以降，每況愈下，當年之用人不當是為主因。再者，依個人評估，內政部在任用國家公園處長級官員，不無試圖拉攏特定派系之嫌，埋鑄系列衰敗的根源，而主事龍頭官場失意下野後，公園組似有淡化現象，迄今則意興闌珊，對內安於守成；對外怯於開拓，如棲蘭案之投鼠忌器，保育理念與生機全失。
所有國家公園事務當中，最該立即改善的議題即原住民事務，且須有專責、專職單位，短期內可進行對「國家公園組織通則」的修訂，在目前的5課1室結構下，新設原住民事務課，且加訂處長或副處長，至少須有1人為原住民之熟悉山林保育文化者，此外，於「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必須有原委會人員參與，凡此，只在內政部職權內即可處理，而中程的修法亦當審慎從事。
尤為重要者，新閣張部長不妨可以詳加考核，將幾個國家公園的高層人事作適當的調整，讓有理想、熱情而剛正不阿的人才出頭，有人品疑義或逢迎阿諛的舊式官僚也得振作，至於真正保育文化的培育，恐須總體共業的漸次扭轉，一項長遠的教育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