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們）說，經過了從1970年以來的30個地球日慶典中，人類與經濟活動對於地球有多一點的尊重的話，地球她自己可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差異。
地球不會為華麗空想的演說而感動。李奧那多迪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訪問柯林頓對全球暖化的看法，也不是件能驚天動地的事。地球不會刻意要（人類去）證明他們的良善意圖、未來的計畫或高尚渴望。地球甚至不會在意錢，因為從地球的觀點來看，錢不過是一種人類發明的神奇玩意兒。星球們只衡量實際存在的事 - 能量和物質，以及能量在消長的生物族群中的進出轉換。
地球所看得到的，乃是在1970年的第一個地球日那天，有三十七億個自稱為人類的過動生物，而現在這種生物（居然）超過六十億個。回溯到1970年，那些人類每天從地表岩質層中抽出四千六百萬桶石油 - 而現在他們每天抽出七千八百萬桶。
天然氣的抽取在三十年內幾乎增加三倍，從年產量三千四百萬立方英呎到九千五百萬立方英呎。我們在1970年挖出22億公噸的煤，今年，我們會挖出約38億公噸。
這個行星體認到石化燃料用途很廣，燃料被挖出(的同時被外洩)、被運送(的同時也被外洩)、被精鍊(的同時又產生毒素)、最後被燃燒成難以計數的污染物質，包括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 吸收原本該從大氣層放出長波輻射，造成溫室效應。僅管有全球性的會議與華麗的承諾，地球注意到的卻是人類的碳排放量已從1970年的3千9百萬公噸提高到成今年的6千4百萬公噸。
你可能認為像地球這樣大得難以想像的星球不會在意現在的溫度比1970年高出華式一度。但以整個星球的尺度而言，一度卻是件大事，特別是這一度並沒有全球地平均分配。南北極的溫度上升得比赤道區多，冬天的溫度上升得比夏天多，夜晚上升得比白日多。這是說各地之間的氣溫差距變化比全球平均氣溫的改變還多。氣溫的改變是造成風的對流、降雨與洋流的原因。
所有的生物，包含人類，能夠敏銳地隨氣候調節。所有的生物，包括我們，都注意到氣候的詭譎變化，並藉由搬家/遷移、提早結果或延後遷徙，藉由強化抗洪耐旱的法寶，以試圖適應氣候。地球本身也對氣候改變做出反應，冰河的縮減，從南極冰層中溶出國家般大的厚冰山，促成我們所稱的聖嬰「尼諾(El Nino)」或「尼娜(La Nina)」循環。
「地球日，實際上是"欺騙地球日"(Sham-Earth Day)，」當地球的氣溫上升時，她自己也一定想弄明白:「你們這些人會認真地對待我嗎?」
從第一個地球日起，地球上的車輛從二億四千六百萬膨脹到七億三千萬。空中交通成長六倍。我們搗磨樹木來造紙的速率增加一倍(成為每年2000萬公噸)。利用人工添加的外來化學物質，我們詐欺了土壤，小麥產量是三十年前的2.25倍、糖幾乎是2倍、大豆近4倍，而我們從海洋中撈補的魚幾乎是從前魚貨量的2倍。
藉著魚類資源枯竭的例子，使得我們明白如果把地球推向極限，地球會有什麼反應。她不會同情我們，而照她自己的自然法則來。魚越來越難抓了。如果在牠們長得夠大足以繁衍之前就被抓走，或是如果他們的生育地遭受破壞，如果我們不是只大量捕獲鱈魚，又撈捕鱈魚的食物毛鱗魚(capelin)的時候，魚群就再也不會回來了。地球才不在乎我們不在意她，雖然我們一再地承諾要改變，即使我們在每年的地球日上都擺出善意的姿態。
我們之中有些死忠的樂觀主義者，譴責我為何從去年的地球日起，就不再報導好消息。好消息是有很多，但大部份都是人類眼中的好消息，而不是地球的。人類平均壽命已從1970年的58歲提高到現在的66歲。世界總生產量增加超過兩倍，從16兆到現在的39兆。資源回收量是加大了，但垃圾量也更增多。地球目前接收比有史以來更多的垃圾。風力與太陽能發電正高度發展中，但是燃燒煤礦、天然氣與核能發電的亦然。
就人類的角度來看，人類的進步令人屏息吃驚。在1970年代，還沒有行動電話或錄放影機，沒有網際網路，沒有 ".com(s)" （以網路族為其主要行銷市場的公司），沒有人感染AIDS，當然，也沒有人會擔憂基因工程。全球花在廣告上的錢是現在的三分之一（已計入通貨膨脹）。第三世界國家的負債只有現在的八分之一。
無論你多麼看重這些進步，地球都不會在意。地球看到的是它的生物們正以六千五百萬年以來不曾見過的速率在消失，（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農耕土壤已衰竭，有半數的森林消失，有半數的濕地已被填平或乾枯。即使在地球日那一天，這些驅勢一樣在加速進行。
地球日讓我開始想到母親節，那是個被商業化節日。因為在每年的那一天，你都會買花送給那個除了母親節之外的每一天都跟在你後面幫你收爛攤子的她。我們現在做一些瑣事來減輕罪惡感，想要（對母親和地球的傷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但實際上卻很危險。因為所有母親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們的地球母親絕不會因此 （這裡指出前面所述人類只說不做的態度）而以耐心地、寬容地、好心地態度來軟化她的讓環境枯竭的決心。
Donella H. Meadows 是永續協會(Sustainability Institute)的理事，也是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環境研究的助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