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不會fab即lab？

假如工人（在工作場所）所面對的毒害不被當一回事，我們未來也將承受同樣的後果。～Amanda Hawes（美國「聖塔克瑞拉職業安全與健康中心」創辦人）

Intel 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曾在公開場合說：「我們吃我們自己的小孩，而且我們愈做愈快，這正是我們做的事……這樣我們得以維持領先。」 (註1)短短一句話，道出半導體生產方式與市場競爭法則。而正是這套冷血的市場競爭法則，驅動整個產業不停的創新研發、不斷在製程與設備上尋求改善、不斷提高生產線產品的良率，一切務求「快、快、快」以搶得市場先機，這個產業也因而在製程中大膽地用混合新奇、複雜多樣的化學物、乃至一些可能致癌的物質，使其員工與遭週居民暴露於不明的危害與風險中。

而Andrew Grove所信仰的市場法則，實踐於台灣晶圓廠的勞動現場，化為台灣半導體廠一位資深工程師對這種科技風險的考察與疑慮：

「外面的人看這裡很乾淨，看不到裡面的狀況，除非你在裡面，你不會知道。愈高科技用的就愈奇奇怪怪，愈奇奇怪怪就愈不懂，愈不懂就愈不容易產生預防的技術。……怕的是，有的新製程進來，變得太快，處理技術沒辦法跟得上，但是為了可以生產，先上線先用。這不會有臨床實驗，有些慢性、無形中、無意中的傷害可能慢慢形成。但是這也都要等事情出來，我們才會知道我們是白老鼠。會不會有一天，我們才晃然大悟，自己竟然是半導體廠的白老鼠……。」

會不會「fab即lab」（製造廠即實驗室）？台灣半導體廠第一線員工的擔憂，會不會是杞人憂天？

產品週期短、製程使用複雜多樣的化學物質，加上厲行「生產先行、風險再議」的法則，使得高科技電子產品，特別是半導體，其生產製造過程所帶來的環境與健康衝擊更形複雜與難以捉摸。

回顧歷史，幾乎在台灣開始複製矽谷經驗的同時，素有「乾淨產業」形象的半導體業，其生產環境可能對勞工帶來的職業健康問題也首度浮出檯面。

第一個為人所知的案例發生於1979年，四位美國加州Sunnyvale半導體廠Signetics的工人，因反覆暴露於化學氣體中引起身體不適，公司為避免事態擴大，付薪水讓這四位工人在自助餐廳呆坐一整年。這個事件造就了美國第一個關於半導體員工健康的個案調查，遺憾的是，由於企業不合作，美國「國家職業安全與健康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這份史無前例的調查，最後只能以「明顯的職業健康問題確實存在於Signetics廠」，但「調查結果不足以判斷該廠員工所受的健康風險與影響」做終。Signetics 既沒有付員工補償費，也未呈報加州政府一個事實：即該工廠員工因長期暴露於化學物質，每年大約有一千個工作天無法工作。儘管這份調查報告建議對Signetic做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但最後終究不了了之。

過去25年間，半導體業員工的健康問題，特別是「高流產率、產下畸型兒以及工人致癌的群聚現象」(註2) ，逐漸浮上台面，每一次的調查、每一位拖著一身病痛出來抗爭或訴訟的勞工的出現，都猶如芒刺在背，提醒我們，這個所謂「乾淨」產業其生產製造過程可能帶來複雜的環境與健康衝擊。

1981年，美國加州工業關係部出版第一份有關半導體職業健康的公開報告，這份報告首度揭露，半導體員工暴露於許多高風險的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包括一份致癌物及有害生育的清單。但這份報告完全沒有討論半導體員工暴露於這些化學物質、重金屬與氣體的程度與情況，也沒有提供這些受調查企業的工業衛生暴露資料及員工健康資料。

關於半導體員工生育力異常、高流產率等問題(註3) ，早在1981年，美國「聖塔克瑞拉職業安全與健康中心」（Santa Clara Centr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SCCOSH）出版的一份報告即指出，為半導體業廣泛使用的溶劑乙二醇醚（glycol ethers）可能的危害。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社會壓力下，最大的半導體公司IBM，針對該公司New York及Vermont員工所進行的流產率研究發現，在無塵室的兩個特定區域，女性員工流產率偏高。1992年，由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出資的一份研究報告，做出晶圓廠女工流產率比其它工廠高出20％～40％的結論。這份報告出爐後，包括IBM、Intel等大廠宣布：除了將懷孕女工調離無塵室外，也將停用這種溶劑 (註4)。

儘管當年企業對半導體業員工流產率偏高問題有正面回應，長期關注半導體員工健康問題的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學者Joseph LaDou在1994年的論文中指出他對整個發展的憂慮：企業快速回應半導體流產率偏高的問題後，不再追究其他問題，這使得半導體生產可能對人體帶來之複雜而深遠的健康衝擊反而遭到掩蓋(註5) 。此外，美國之外的地區，其勞工健康的問題更令人擔憂，LaDou後來又為文指出，儘管美國半導體聯盟宣稱，其在美國的會員公司在1990年代中已經不再使用這些溶劑，但「在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乙二醇醚仍是電子業使用的主要溶劑。台灣每年使用超過3,000噸最毒的乙二醇醚。」(註6)

在工人致癌的群聚現象方面，除了蘇格蘭國家半導體公司的案例外，前IBM員工對IBM展開的訴訟，也逐漸揭露半導體製程可能對其員工健康帶來的深遠影響。

1996年，128位前IBM勞工及其家屬，出面控告IBM及四家IBM的化學品供應商，讓員工長期暴露於有致癌物的工作環境，導致她∕他們罹癌、死於癌症或產下畸形兒。

2003年，兩位前IBM員工James Moore及Alida Hernandez站出來挑戰IBM。透過訴訟，法院保證控方得以使用IBM公司的員工死亡率檔案，法院的保證使得兩位流病學者Dr. Richard W. Clapp及Johnson得以分析約三萬兩千份的IBM檔案，並發現：IBM員工死亡模式與其暴露於IBM製程所使用的溶劑及其它致癌化學物間，具一致性；IBM男女員工罹患特定癌症的比例較一般美國民眾高；IBM員工偏高的癌症死亡類型，與其他針對半導體工人及暴露於同樣化學物質的其他行業工人所做的研究結果，具一致性；另一項關鍵的發現是，員工過高的致死因為腦、腎、淋巴、血癌及腫瘤，同時，女性罹患乳癌致死也明顯偏高。

但法官終究在審判前的聽證會中，以「每個人在公司自助餐廳喝咖啡…公司餐廳提供咖啡也會致癌」云云，判定Dr. Clapp 的研究結果不足採信。在James Moore及Alida Hernandez輸掉這場官司不久後，IBM宣布，所有未解決的訴訟案，包括五十幾位前、現任加州工人，已經與公司達成和解。

時至今日，想釐清半導體業對員工的健康衝擊，依舊困難重重。在「商業機密」的保護下，科技電子產品製程所使用的化學物質可能帶來的複雜影響，員工長期暴露於化學物質，是否造成什麼樣的「系統性的中毒」（systemic poisoning）等問題，依舊存在無數的問號。

從複製美國矽谷經驗到移植竹科經驗至台灣各地，25年間，台灣躍為全球電子產品的製造大國。然而，在急於擴張科技電子在台灣的版圖的同時，我們是不是也該更嚴肅地面對這個產業可能對勞工健康帶來的深遠影響，及早建立台灣科技電子廠員工的健康資料並進行相關的流病調查？

◎本文摘自《全球治理、在地行動：綠色矽島的環境挑戰》手冊，手冊全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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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美國矽谷毒物聯盟指出，「高科技的黑暗面包括污染飲用水、排放廢水毒害魚群與野生物種，高流產率、畸型兒以及工人致癌的群聚現象。高科技電子業以使用大量的危險化學物、消耗自然資源以供給它的全球擴張及生產線的變速變化。」又，「電子電腦複雜的組裝使用超過一千種物質，包括許多毒性極高的物質，像氯化物、溴化物、毒性氣體、毒性金屬、顯影物、生化物、酸、塑膠及塑膠添加物。」 (詳見http://www.svtc.org/hightech_prod/index.html)
2. 參見LaDou, Joseph (2006) 'Occupational Health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Challenging the Chip: Labour right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global electronics indust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3. 工廠外的環境問題，可能是工廠內工安衛生問題的延續，勞工與工廠外的社區居民，可能同樣面對科技生產所帶來的環境與健康危害。1982年，發生地下水污染事件的快捷半導體，其鄰近社區Los Paseos發現畸形兒出生比例偏高；1985年，美國加州健康服務部診斷，飲用水遭半導體廠污染地區，居民生育力異。參見Byster, Leslie and Ted Smith (1999)
4. Markoff, John (1992) "Danger of miscarriage found for chip workers", The New York Time, 4 Dec 1992.
5. LaDou, Joseph (1994) 'Health issues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nals Academy of Medicine, 23(5): 765-9.的p. 769
6. LaDou, 200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