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階段過程，讓民眾使用習慣語言
在Asseh來台期間舉辦的多場座談中，明顯感受到許多參與者早有關心的特定議題，急切地想了解可否參考該市經驗，解開台灣目前所面臨的難題。如一位參與者提出，台灣辦的公聽會或政策說明會，反而常造成民眾的反彈與對立，因此詢問南特是否有避免溝通斷層的作法？
Asseh回應，公民對話過程應包含四個階段：
- 功能設計（function design）：讓市民用自己習慣的語言表達，
- 技術設計（technical design）：與專業工作者討論後，轉化成技術性的需求或規格，
- 執行（run）：按照技術規格落實規劃，
- 評鑑（evaluation）：比較原始需求跟最後結果，評估差異所在。
Asseh強調，倘若一開始的表達有落差，後面的對話結果就會跟預想產生落差。因此公民參與的機制設計階段，也需要市民的參與，尤其要讓市民用自己習慣的語言跟表達方式。
比方，有市民希望讓巴士經過家門口、或興建社區游泳池。提出這樣的「需求」後，接下來應該被轉化為「技術規格」，藉由公務人員跟民眾的討論，反覆進行前兩個步驟，確認這真的是民眾想要的。
當然，對話過程中，公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的情況發生，不是非得達到每個人都有共識才行。
三關鍵角色，兼顧多元性與代表性
Asseh在台上畫出一個三角形，說明公民對話過程的三種關鍵角色：民眾、公務員、政務官。
假使政府一直以技術性門檻為由阻擋公民參與，那就不叫對話了。公民、政務官跟公務員三者必須共同想像解決方案。身為執行者的公務員最好儘早參與公民對話，政務官職責則是下決策、並且負起責任。
Asseh強調，「課責」極為重要，大家都希望政務官當選後兌現支票。沒擔當的政務官即是不適任。舉例來說，若政府決定興建一座橋，後來橋垮了，責任當然在政務官身上，絕不能以「當初還不是你們公民說要蓋橋」為由卸責。
對公民參與機制存疑的人們會認為，不少老百姓連肚子都填不飽了、或平日忙於工作，怎麼會有空、或有心力參加公民對話？
Asseh回應，公民對話應該注重參與者的「多元性」與「代表性」。以南特經驗來說，最不容易參加的族群有兩種：低收入戶、30歲上下的青壯上班族。對此，市政府會派專人到收入較低的社區站崗，等市民出門時邀請參加公民對話。為鼓勵上班族參加，南特也加開週六上午時段場次，並在會議現場提供托育服務，方便有小孩的家長參加。「我們不希望只有一位家長來，幫他們帶小孩，才能讓兩位家長一起安心參加會議。」Asseh補充。
事實上，台灣這幾年也開始嘗試，例如新北市節電計畫中於兩地試行的「參與式預算」，就是一個不錯的起步。不過，當天參與對談、並實際從事審議式民主工作的呂家華提醒，台灣應觀察各國審議式民主制度的發展脈絡，與其城市治理演進的歷史緣由，而非照單全收地貿然套用。
回歸到台灣現實，我們可以從南特經驗裡學到不少東西。比方說，現階段的能源轉型過程是否有暢通的公民參與管道？能源知識與專業背景真的是一般人跨不過的技術門檻嗎？決策單位跟參與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溝通心態？如何確保推動過程有足夠多元背景的公民加入？
無論如何，大家都應一致同意的是，當愈來愈多市民有意願參與公共事務討論，接下來也將浮現新的挑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能源轉型也是「社會轉型」，主事者必須注意是否在轉型的過程中，反而加劇社會不平等，或忽略了某些族群。否則，徒具形式或不夠完整的公民對話，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回看上篇）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