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跨國企業到獨立製片的入圍者，共同角逐17項大獎；專業研討會看盡影視產業一條龍：原創故事培育、最新拍攝器材、市場創投媒合；此時此刻的影展魅力，展現綠色銀幕的分享精神，生態紀錄片從來不是一個人便能成就的。
第十屆綠色銀幕影展有203部影片投件，選出55部影片入圍，在此之中決選出17項大獎，除了基本獎項如最佳編劇、最佳攝影、最佳後製、最佳配樂外；在強調生態知識內容的還有最佳動物行為獎、最佳生態與科學獎、最佳海洋獎、綠色報導獎；與鼓勵獨立製片與創作新秀的最佳獨立製作、最佳新人獎、最佳觀眾票選短片獎等。
每個獎項金額自5000歐元至500歐元，由各企業或團體贊助。在本屆抱走最大兩個獎項的，均是在德語區國家極富盛名的製作公司，並常囊括各家影展的常勝軍。
氣勢滂礡的最佳影片獎：重回古森林
本屆最大獎「最佳電影獎」為《重回古森林（ZURÜCK ZUM URWALD）》，導演兼製作人是來自奧地利的瑞塔・施藍貝卡（Rita Schlamberger），該片拍攝於奧地利中部，阿爾卑斯山脈群中的卡爾克盆國家公園（Kalkalpen National Park），由於該區地勢太為陡峭，少有人類拜訪，使得森林回歸原始步調，以現有人類智慧無法想像的方式恢復，本片紀錄到該地消失近120年，瀕臨滅絕的物種林曳（Lynx），重回卡爾克盆國家公園繁衍下一代。
導演瑞塔有著生物學博士背景，自1992年與攝影師夫婿麥可共同成立「科學視角製作公司（ScienceVision film production）」，看起來內向沈穩的他們，推出的作品卻十分大氣，《重回古森林》的拍攝環境非常艱鉅，每個拍攝點都需要克服時間與體力，但拍攝方式卻是從容與謙遜，像鏡頭緩緩地爬升交代落差極大的陡坡與林相，巧妙地選在色彩最繽紛的秋季進行拍攝，呈現原始森林的多層次、複雜性；又像森林所面臨的暴風雨、暴雪、自然衰退而倒下的枯木群等各樣考驗，也選擇以風雪、水滴、樹枝的移動方向代替大自然的殘酷衝突畫面，剪接出一種順暢的韻律感。
該片使用4K高畫質表現昆蟲蛻變、菌類生長、花開花落等縮時鏡頭，或飛翔、跳躍等慢動作的高速鏡頭時，也非常的完美。影片同時獲得最佳製作獎，身兼製作人的瑞塔妥善處理極具風格化的配樂，將情緒堆疊的恰到好處，每個故事小節轉場地溫婉順暢，並擁有動物紀錄片中少見的蒙太奇畫面思考。若有興趣欣賞該製作公司的形象影片，便能理解綠色銀幕所肯定的大師風範。
《重回古森林》
最高獎金的亨氏席曼爾獎：野生德國—基姆湖
本屆最高獎金5000歐的「亨氏席爾曼獎」，是由亨氏席爾曼基金會（Heinz Sielmann Stiftung） 贊助，得獎影片為《野生德國：基姆湖（Wildes Deutschland: Der Chiemsee Doku）》，該片拍攝於慕尼黑與薩爾茲堡中央的基姆湖（Chiemsee lake），為業界極有名氣的德國導演楊・哈夫特（Jan Haft）所製作，楊擅長用時間說故事，他能在一個平凡無奇的生態角落，以獨特的編劇思考，小題大作。例如他拍潮池裡的貝類，他會在水下靜心等待，拍攝看似不動的貝類行走、或開殼濾食；他也會在黃昏日落前，用優雅的慢動作，調整又近又遠的景深，呈現滿天飛舞無法計數的蚊子。楊的風格是細緻而驚喜的，在得獎名單裡，亨氏席爾曼基金會肯定他讓觀眾用不同的角度觀察自然。
探討環境議題的綠色報導獎：致命郵輪
以探討環境議題為主的綠色報導獎，今年得獎者所拍攝的主題，恰巧是緊鄰影展會場旁的波羅的海，拍片名稱為《致命郵輪（SHIPPING POLLUTION）》，導演是來自瑞典的弗爾克・瑞登（Folke Rydén）。
《致命郵輪》
《致命郵輪》從波羅的海繁忙的海運說起，在數千條海運路線中，輸送全世界人類的民生用品、工商業大型貨物，還有近期興起的「大型娛樂郵輪」，所造成的新型廢水污染。
波羅的海是半封閉的海洋，被眾多國家包圍（德國、丹麥、瑞典、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在環保意識尚未啟蒙，與國際海洋保護法尚未啟動前，波羅的海承受著各國的工業污染以及毫無限制的漁業發展，成為世界污染嚴重的海域，不僅生物資源幾乎耗盡，還富含著各種化學毒素。
導演弗爾克和友人自2007年便開始「波羅的海10年計畫（Save our Baltic Sea）」，他們以影像專長出發，尤以製作電視紀錄片規格為重點（片長少於一小時），以求更多觀眾了解波羅的海已被嚴重污染的事實。在這十年間，弗爾克已紀錄潛藏在波羅的海的過量毒素《再次來襲（The second Wave）》，和討論國際漁業議題《鱈魚悲歌（The Cod Sake）》。
本次得獎的《致命郵輪》則直指國際政治對於海運法條的雙重標準，目前大型娛樂郵輪在波羅的海海岸國家中極為熱門，旅客只要乘坐郵輪，在船上可以盡情享樂，並可依喜好在任一國家的港口離開，本片欲探討強大的旅遊經濟效益，將對波羅的海造成何種衝擊。
弗爾克對政治議題敏感，並且有綿長的耐力，他長期追蹤議題，並且依循著越來越多的線索，製作出同一主題但是不同角度的紀錄片。除了對波羅的海有著10年計畫外，弗爾克在紀錄片界其實以討論美國政治議題著名，他自2003年所拍攝的紀錄片《毀臉男孩（The boy with no face）》，討論越戰影響，接著兩部紀錄片探討槍枝議題，近年再重溯過往影像資料，發表《從柯林頓到歐巴馬（From Bill to Barack）》，與《從柯林頓到柯林頓（From Clinton to Clinton）》，有很多影片弗爾克已經無償釋出，可前往其個人網站欣賞。
德國生態紀錄片近三十年發展
「我們常在說，世界上的生態紀錄片應該分三種吧！歐洲：比較平靜和緩慢；美國：不停的切斷故事，為了能接上更多的廣告；而亞洲呢，嗯！重口味（bloody）！」已當了三屆評審克里斯帝安．荷曼（Christian Herrmann）坐在沙發上，霸氣的跟我分享這幾年來他所觀察到的德國市場變化。
自80年代便開始製作生態紀錄片的克里斯蒂安，他回憶當時業界的敘事習慣是「征服自然」，像是去一些很難到達的地方、拍很難拍到的生物、或不常見的事物，是當時流行的生態紀錄片。90年代，開始深度觀察動物彼此間的行為、競爭與生存、充滿刺激感的狩捕、奔跑、誰贏誰輸，殘酷是當年的票房保證，觀眾想看冒險故事。而到現在，所有表象的東西已經不再吸引人，觀眾想要更新鮮的視覺經驗，所以部分的製作團隊會在科技部分跑得很前面，追求前所未有的高畫質與拍攝速度；另一部分的觀眾則想要得到更多的知識，所以越來越多的拍攝團隊與科學家密切的配合，除了可以深耕生態知識外，也是一種互惠效應。
克里斯蒂安認為目前的德國市場，對於與BBC合作是很期待的，除了BBC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之外，其所願意投資的巨大製作經費更讓紀錄片工作者夢寐以求。「當生態紀錄片能砸下大筆製作費用時，觀眾所能感受到的視覺與聽覺都會大幅提升，那會讓影片成就出很不同的感染力，不過，這些硬體的進步是不會對故事有幫助的。」克里斯蒂安非常誠懇的說。
「不管生態紀錄片的型態怎麼轉變，回歸『故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克里斯蒂安分析目前的德國市場，不管是拍攝自然唯美的紀錄片，或是探討議題的紀錄片，都各有愛好的族群。「這些都不是重點，德國的觀眾都愛看，我們在乎的是故事好不好，吸不吸引人，和等到最後影片結束了，觀眾的心裡有沒有留下什麼，那才是好電影！」
Pitching Season：紀錄片工作者與電視台面對面
綠色銀幕影展除了有眾多觀影者與志工外，還集結了非常多的影像工作者參與，在本屆影展就吸引近150位紀錄片工作者，除了有些是入圍團隊前來分享影片外，還有一些等著參加本次業界研討會中，最刺激的創投會議「Pitching Season」。
Pitching Season建立了一個無害、無直接利益關係的創投模擬空間，在長達四小時的下午時光，邀請兩組人馬：「投球組」是極欲在德國生態紀錄片界，爭取曝光機會的新秀或是獨立製作公司，「接球組」是不管任何各種考量，都想投資不賠錢電影的媒體平台業者（多來自各家公共電視、電視台、網路平台的管理階級）。
會議進行的方式是先請報名「投球組」的紀錄片工作者輪番上陣，每位僅有10分鐘的投球機會，將自己想拍攝的主題、內容、值得投資的地方逐一說明，播放預告片並解釋這部片所需的製作經費。只見每位紀錄片工作者使出渾身解數，有的很幽默還開玩笑演戲，有的非常緊張嚴肅的報告。
在「投球組」報告完自己的計畫後，接下來是請「接球組」回應，有些較不成熟的拍攝案，會被質疑故事的順暢性，和被評估能否吸引觀眾，此時「投球組」必須馬上回應更多細節；相反的，有些拍攝案其實本身已具看頭，但「接球組」各有現實的商業考量，例如有的電視頻道他們今年剛好要主打某一生態系的動物，那麼可能某個拍攝案就會幸運的備受青睞；現場也有有趣、受歡迎的拍攝案，卻因電視台已製作過相關的主題而無法被接受，除非拍攝案有更新的故事線，才讓電視台意願投資。
德國的製作公司在成就一部生態紀錄片之前，幾乎是先完成拍片的前製，然後拿著具有執行度的拍攝案，去各家電視台尋求合作機會。「電視台是不會跑過來問你最近想拍什麼，然後給你錢的。」Pitching Season的主持人安娜特笑哈哈的跟我說，即使是她已經在業界工作超過20年，每一年她還是需要將拍攝案準備好，然後和各家電視台開會討論合作性。
「我一直是跟各家公共電視台合作，做電視紀錄片，沒有走電影院線，這樣的方式對創作者比較穩定」像安娜特這樣的資深生態紀錄片工作者，多跟德國公廣集團ARD和ZDF合作，還有NDR（中德廣播公司），BR（巴伐利亞廣播公司）, ARTE（德法合作的公共電視）, 3sat（奧地利、瑞士合作的公共電視）等等，排除醞釀劇本的籌備期不談，一部由資深製作公司所拍攝的動物紀錄片，理想上有兩到三年的執行時間。拍攝地點大多在歐洲與非洲，因為已經有累積的人脈與合作經驗。「我們也很想去亞洲拍攝，但需要機會！」樂觀積極的安娜特在Pitching Season會議進行時，在台上給予「投球者」很多溫暖的鼓勵，私底下的她至今仍非常熱愛動物紀錄片工作，對未來也總是充滿期待，沒有設限。
攝影師實戰經驗分享：ARRI攝影工作坊
動物紀錄片工作者相較於其他影像工作者，可能會更需要「人機一體」的概念。由於拍攝對象是無法溝通，也不可能事先打電話或是寄email預約的生物們，攝影師（或身兼導演與製作人）往往扛著機器，前往一個可能會出現主角的地方，以直覺與經驗選好位置與角度，然後等待。這份等待，不知道起點也不知道終點，但是當主角出現時，一定要快速並敏捷地抓住那緊要關頭，調好光、對好焦、在有限時間內做快速的分鏡，重點是要安全的錄進機器裡。
在影展期間有一非常實務的工作坊：ARRI攝影工作坊，結合廣播級攝影機廠商與業界攝影師，現身說法他們如何以此機器，完成他們的紀錄片拍攝。分享經驗的是GULO獨立影像製作公司，該公司只有兩位成員：導演奧立佛與攝影師伊法歐，他們剛完成在美國黃石公園的拍攝，所使用的機器是ALEXA mini ，此為ARRI品牌在2015年推出的輕巧型4K廣播級攝影機。
ALEXA mini 形象影片
攝影機跟自己合不合，是很重要的關鍵
幾乎只有巴掌大的正方形機身（12.5x18.5x14cm），因應著不同拍攝需求，攝影師們加裝鏡頭、收音設備、監控銀幕、各式調整按鈕、或是如遙控桿的拍攝手把。可大可小、可多可少，讓製作團隊在跋山涉水中得到更機動的便利性，
雖然是以品牌為名的工作坊，但並不會像是為該品牌行銷，比較像是業界攝影師的內部討論，台上的GULO團隊在分享拍攝經驗時，不時有很多攝影師舉手發問加進對話，台上台下互動頻繁，很中性的把各機種所擁有的優缺點都分析。
特別吸引我注意的，是被攝影師伊法歐自己改造的把手，我在中場休息時特別跑到台前試用，結果被伊法歐虧說：「怎麼樣，是不是要買一台啊？」我回答比起這厲害的名牌攝影機，我覺得能改裝自己的機器應該會更方便喔！伊法歐很開心的表示我很識貨，這些都是他特別去柏林跟一個師傅調整的。「自己知道自己習慣的拍攝方式和手感，雖然原本的按鈕和調整後的按鈕，只相差不到一兩公分的距離，但動物出現的那一瞬間，能拍到的東西就差很多了呢！」
回頭率高的影像工作者年度聚會
身為辦活動的單位，往往會自稱此活動團體像個大家庭，但這樣的比喻並不只是數量多而已，它若能維持一定時間的慣性，讓彼此能在一年又一年中一起成長，才會真的有大家庭的感覺。
綠色銀幕所自稱的大家庭感，是真的用時間去換，影展專員安潔是一位很年輕的小姐，但她竟然已經為影展工作10年了，也就是從首屆就開始參與。「我那時候就是在旁邊的大城市基爾唸電影相關科系，有朋友找來這裡幫忙，沒想到就一直待下來了！哈哈！」安潔回答我問題時，也驚覺時間過得這麼快。在訪談安潔的過程中，不時有很多影像工作者一直經過我們，幾乎每一位安潔都認識，甚至有一對夫妻還帶著小寶寶來參加，一年才見一次面的他們，忍不住請我先暫停訪問，讓他們彼此多聊幾句。
中斷訪問的狀況，也在我訪問評審克里斯蒂安時發生了，克里斯蒂安與友人敘舊之後，很開心的跟我分享，你看旁邊那位小姐，她現在已經是著名的女導演了，我記得她多年前剛來我們影展時，還是很青澀的小女孩呢！真的很替她開心！
此時此刻 影展的魅力與影響力
第十屆綠色銀幕影展觀影人次約18411人，包含在此期間去各校推廣的學生們。「我很享受跟大家齊聚在一起看片的感覺，甚至還可以跟拍這部片的導演一起看片。在前幾屆我們影展的片單還有老電影，大家可能都看過了，但是當我們再次播映時，大家還是想看，我想這就是影展的魅力吧！」影展創辦人杰拉德·格羅特（Gerald Grote）笑咪咪的跟我說。
「我記得前幾年有一位從日本NHK來的導演，他因為得了一個小獎而上台致詞，他說他本來很害羞，覺得自己根本不會德文，英文也不太好，跑來德國參加綠色銀幕影展好像有點彆扭，但是在這幾天下來，他認識了很多朋友，甚至在今天還得到了這個獎，他非常的開心，所以想將這份獎金捐給綠色銀幕，讓他們造福更多影像工作者與觀眾！哇！你說，是不是很感動呢！」杰拉德跟我分享這應該是對他創辦影展十年來，最重要的回憶之一，他並盛情邀約在台灣的導演們，請投件到綠色銀幕，並前來一起交流。
「我覺得綠色銀幕就是想給紀錄片工作者，一個討論的平台；我也希望可以帶給觀眾們，一件有特別意義的事情。」
一向愛開玩笑，蓬頭亂髮的杰拉德，在談到德國近幾年影視產業的變化時，露出難得的嚴肅表情。他認為德國的公共電視花太多經費在轉播足球賽事上了，還有一些沒有意義的娛樂節目。「今年是我們第一次拿到德國國家補助，真的很不容易。」蓋瑞特撐著額頭，很認真的分析影展運作的難處。「籌措頒獎經費是很容易的，因為那些大老闆們可以上台曝光，並且可以掛名，但是除了得獎名單之外，還有很多的活動跟事情必須要進行，那些經費的來源就比較辛苦。」
今年的綠色銀幕算是達到收支平衡了，但在蓋瑞特心中對影展的最大理想是能照顧一直在拍攝生態紀錄片的工作者。「影展最需要播放好的作品，好的作品來自能一直持續拍片的生態影像工作者，我希望他們能繼續創作下去，並且創作很好的作品，這樣我們才能一直辦好的影展啊！」
綠色銀幕生態影展（下）
圖文幻燈片（停留三秒，將出現圖說與左右切換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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