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價值已經改變。首先，儘管不是每個國家都走在一樣的軌道上，但在一些國家中，低碳社會已經成為主流的價值體系。其次，現代公民日益追求的不再只是物質生活的要求，而是一種主觀的生活滿意度。無論是南方國家還是北方國家，都日益肯定生物多樣性、環境價值或人權價值高於純粹的經濟發展。許多人開始尋求後（post）物質時代的「新經濟體系」（Inglehart, 2008）。
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e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e Umweltveränderungen）（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下稱 WBGU）認為，在這些背景和脈絡條件逐漸成形的當下，需要政治承諾來推動轉型的可能。從 WBGU 的角度來看，所謂的轉型是需要具有政治承諾的，只有在開始設定議程的過程中，才有更後續的技術與經濟考量和政策規劃。眼光並非落在我們現在能做到些什麼，而是要看到我們預期要做到些什麼。在急迫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問題面前，需要一個轉向：導向「品質」和「系統觀」的成長方向。整個能源轉型、社會轉型和土地利用轉型是一個系統性的變遷。單單推動綠能產業依然是在推動產業，而非推動轉型。而當技術和經濟都具有可行性時，問題就在於國家如何打造全體社會的共識，並協助推動系統性改變。
價值正在改變
在我們談談能源轉型這件事之前，我們先談談這個世界。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這個星球，總是在劇烈地改變中；唯一不變的，就是不停改變的這件事。例如現今已徹底改變我們生活方式的智慧型手機，不過始於十年前（2007 年）出現的第一支 iPhone 。如今人們從工作、生活和娛樂都可以仰賴手機，各種厚重的文件、記事、地圖、相片和遊戲都濃縮在一個小小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中。曾經出現在科幻小說中的許多想像，如今都從紙面變成事實。萬物聯網、虛擬實境、擴增實境，有許多的技術受到過度吹捧，有些技術卻已經逐步落實到我們的生活中。人類看似無窮盡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使世界上一部分人的生活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甚至不再受制於物質的娛樂，而追求後物質時代的生活。
但是這一切的改變，是基於人們的意願。想要迅速地在全球規模上翻轉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卻違反人們的願望和主流價值觀，既不可能，也不為人所接受。對於想要切切實實地改變社會的政府、企業、公民社會以及各種形形色色的行動者而言，除了其自身政策與措施需要兼具有效性和民主正當性外，更重要的是使「人們順其自然」參與其中。也就是說：改變與轉型需要基於多數人可接受（可接受性）、獲得普遍共識（合法化／正當化），並且參與合作（參與性）。一個迅速的社會變遷，往往立基於眾人同時廣泛共享一個良好和成功的生活感知定義。對適當態度和偏好的足夠宣傳，是實現邁向永續的成功轉型之不可或缺的前提（Leiserowitz, Kates, & Parris, 2006; Raskin et al., 2002）。
對於 WBGU 而言，目前人們邁向低碳社會與進行社會轉型的意願，已經逐漸成為社會主流。該委員會於2011 年出版的報告：《變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World in Transition: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便指出：一、轉型為低碳社會的必要性已經與許多國家的主流態度與價值系統相符；二、就多數人的主觀生活滿意度而言，轉型可被視為積極影響的因素之一。
根據自1981 年從西歐的二十國調查開始，到現在（2016 年）已經進行六波調查的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顯示：這個世界的價值觀逐漸重視環境，也從物質性的價值觀轉為重視非物質價值。WVS 的調查已經涵蓋全球人口的88% 以上之國家（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並跨及各種不同貧富國家（Inglehart, 2003）。因此，WVS 對於全球社會態度和價值體系的發展趨勢，可以做出具體的陳述。
| 貧窮 | 歧視女性 | 衛生與傳染病 | 教育 | 環境污染 | 未回答或不知道 | |
| 第六波參與國 | 55.70% | 8.20% | 10.60% | 11.50% | 12.80% | 1.20% |
| 貧窮 | 歧視女性 | 衛生與傳染病 | 教育 | 環境污染 | 未回答或不知道 | |
| 中國 | 42.50% | 5.10% | 8.50% | 12.10% | 21.60% | 10.10% |
| 香港 | 35.30% | 5.00% | 21.60% | 12.10% | 25.60% | 0.40% |
| 日本 | 36.60% | 7.00% | 7.20% | 8.10% | 41.30% | 6.10% |
| 南韓 | 42.30% | 6.30% | 7.40% | 4.00% | 39.50% | 0.50% |
| 台灣 | 39.90% | 3.50% | 10.40% | 6.10% | 36.20% | 3.80% |
| 東南亞平均 | 39.4% | 3.7% | 9.9% | 8.8% | 32.8% | 5.4% |
根據表1-1 中，WVS 第六波參與的六十一個國家調查顯示，全球尺度最嚴重的問題仍然是貧窮問題。然而，環境污染問題則逐漸爬升到第二位。特別是在東亞，環境污染問題被重視的比重甚至僅次於貧窮問題（表1-2）。特別是在日本、南韓和台灣，環境污染問題所受到的重視度都幾乎接近對於貧窮問題的關注。甚至，在日本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環境污染問題，而且這並非僅僅是因為2011 年發生福島核災所造成。
| 貧窮 | 歧視女性 | 衛生與傳染病 | 教育 | 環境污染 | 未回答或不知道 | |
| 中國 | 43.5% | 3.3% | 8.1% | 11.7% | 13.2% | 21.1% |
| 日本 | 41.5% | 1.7% | 6.8% | 4% | 43.2% | 2.8% |
| 平均 | 42.8% | 2.7% | 7.6% | 9.0% | 23.9% | 14% |
進一步根據表1-3，可以發現日本在福島核災之前，就已經非常重視環境污染問題。反過來說，中國在2005-2009 年間的環境意識雖然已經萌發，但是近五年因為空氣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其對於環境污染的抗爭日漸增多。
而就經濟成長與保護環境孰先孰後的問題，根據 WVS 第六波的調查也顯示東亞各國較為重視環境問題。如中國保護環境優先為56.60%，經濟成長為28.00% ；南韓則為48.20% 和37.50% ；香港為58.60% 和36.90% ；台灣則為60.60% 和34.80% 。日本的情況則較為特殊，分別是22.70% 與30%，另外則有47.30% 陷入不知道或未回答的情境中。這種情況或多或少與2011 年的福島核災所帶來的發展與環境問題有關。
根據 WVS 主持人 Inglehart 對長期調查的解釋，全球的各個文化圈都對規範性與實際生活條件的限制之觀感有所改變。比起物質享受，更多的人轉向後物質主義─也就是並非以物質財富為唯一標準的生活方向（Inglehart, 2008; Inglehart, Foa, Peterson, & Welzel, 2008）。環境、和平或同志運動，都是較為廣泛的文化價值變遷表達的一部分（Inglehart, 2008）。強調環境保護與再生能源發展可以說也是這種價值觀變遷的一部分（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儘管看起來各國都深深重視環境保護更甚於經濟成長，然而這個比較是有問題的：為什麼不能有一種合理保護環境和合理經濟成長彼此協調的路線呢？
轉型的路線圖
有一條合理保護環境並且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可能路線。 WBGU 在2011 年的報告中，以《變遷中的世界：一份永續社會契約》（World in Transition: A Social Contract for Sustainability）之綜合報告，架構出一種有可能合理保護環境，同時仍推動的合理經濟成長的路線。而這條發展路線的誕生，必須要回到1992 年，人類的第一次永續發展高峰會說起。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會，也就是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可以說是國際社會面對氣候變遷和永續發展的集體努力成果，也是觸發行動議程的開端。在此一會議中，誕生《里約宣言》、《21 世紀行動議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這些都成為近二十年來國際社會在發展上的重大綱領或議程設定基礎。雖說里約地球高峰會成為近二十年來全球行動一個重要里程碑，但其中的許多論點僅僅是被選擇性的尊重，而宣言本身的模糊性也使得永續發展一詞變得各自表述。
就在1992 年地球高峰會前夕，德國聯邦政府先行成立 WBGU 為其獨立諮詢機構。該機構的成立為德國聯邦政府提供發展與環境間複雜因果關係之描述，並提供跨學科的指引。在不確定性與風險之間，WBGU 提供德國政府與歐盟環境部門相關建議和預防性選項，協助其做出決策。WBGU 由九位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知識的成員所組成，成員由聯邦教育研究部（BMBF）和聯邦環境部（BMUB）共同任命，任期四年得連任。WBGU 的成員往往也參與德國或國際間與氣候變遷有關之重要團體，如德國國會調查委員會或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等（莊柏軒，2016）。
WBGU 的組織規則要求其必須在隔年10 月向聯邦政府進行報告，內容以《21 世紀議程》為基調，納入全球環境變遷與影響內容，並提出全球環境行動方案與待加強的領域（莊柏軒，2016）。從1993 年起，WBGU 發布第一份旗艦報告《變遷中的世界：全球人類－環境互動的基本結構》（World in Transition: Basic Structure of Global People-Environment Interactions），著眼於人口成長、大氣變遷、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和土壤流失與退化等議題，並對德國和歐洲做為整體提出建議（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1994）。其後 WBGU 自1994 年起，至2012 年（第三次地球高峰會前夕），陸續針對土壤、全球政策、研究、水資源、全球風險、生物圈、制度、能源、貧窮、安全、生質能等提出環境、科技與社會的最新發展，並提出建言。
例如1995 年的報告《變遷中的世界：邁向全球解決方案的方法》（World in Transition: Ways Towa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Solution），就呼應該年春天在柏林召開的第一次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the 1st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f the Climate Convention） 的討論，鼓勵面對人為氣候變遷時，從整個社會到個人都要扭轉其思維與行為（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1995）。2000 年報告《變遷中的世界：全球環境政策的新架構》（World in Transition: New Structures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則是重新思考國際體制與組織的缺陷，要求強化聯合國環境治理機制（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00）。2011 年的「永續社會契約」正是在2012 年第三次地球高峰會（Rio+20）前，對全球如何永續發展所提出的架構計畫。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以及幾乎快要超出可承受範圍的全球碳排放問題，WBGU 的應對策略並非是架構出氣候變遷調適與減緩計畫，而是試圖要推動一場社會系統性變革的「鉅變」。而引發鉅變的真正問題，乃是過去250 年來立基於化石能源所打造的世界及其體制。化石能源不僅形塑物質上的食衣住行，更是形塑了管制措施、研究環境、訓練和認證制度、社會標竿、安全、外交、發展、交通、經濟與創新的政策，幾乎都是建立在以化石能源為主要能源供應的基礎上（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
WBGU（2011）報告的核心就在於：這個以化石燃料為動力的體制，在技術上和財務上「去碳化」（decarbonization）是可行的，而且目前就已經有可以實現的政治工具；這個過程會有許多層次上的障礙和必須清除的路徑依賴，需要仰賴全球合作才能達成；在實現全球減碳的過程中，將會引發整個社會的深遠變革，使得各領域之間產生新的互動方式。這個過程與結果，正是鉅變。
註： 原圖中之 Barries 和 decarbonisation 依其英文涵義，修改為 Barriers和 decarbonization，圖1-2 同。
WBGU 承認轉型的困難，包括路徑依賴、時間框架的急迫、全球合作的阻礙、快速的都市化以及廉價燃煤的易取得性；在轉型初期勢必需要付出較過往可能更高的成本。但從正面來看，低碳的科技持續進展、企業陸續投入永續發展、對永續價值的變遷、全球更多的知識網絡連結。這些都使得投資長遠來看都是互利的。
雖然這個轉型路線圖不可能單單靠國家主導，而是需要全球社會多點、共時地推動各種改變的策略。但在國內仍然需要一個積極主動的政府，協助打造一個有利於變革倡議者的環境。該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推出十個不同的政策組合建議給予德國政府，讓政府協助有利基可尋的行動者，逐漸打造議程、使意見轉為主流，讓全球行動變得更加可能，進而避免造成氣候危機，或是為德不卒的轉型。WBGU 強調多個層次的變革必須同時推動，而其背後的強大推力來自於基於共同願景上的知識基礎，並以預警原則（precaution principle）所引導而加以打造路線圖。這些新嘗試可能是來自於社會中本來是少數的一些行動者，但一個積極主動的國家需要提供變革者發展空間與相關架構，並且確保這些措施是氣候友善的以及往確定的方向發展。
一份轉型的永續社會契約
因此，並不是德國政府透過 WBGU 這個委員會來要求德國的公民都為轉型立下社會契約，而是整個社會基於大方向的共識，進而形塑出從聯邦、地方到社區的實踐，過程雖然多有磨合與衝突，但是卻更加深化了德國民主的落實機制與慣習。國家在這個過程中調整其自身的地位，並且形塑變革的環境以及推動發展的議程。
在 WBGU 提出的社會契約背後，是以 Karl Polanyi 於1944 年發表的《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為基礎。Polanyi 觀察到工業化社會中的生產率成長速度的驚人，強化了經濟系統的功能分化和自主性，並使其脫離社會和生活世界的關係中。這種結果使得整個社會秩序被經濟原則所轄制（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11）。全社會的大變革往往是基於已經發展許多的價值轉變，正如本文一開始便提到全球價值變遷，對於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方式已經有許多創新的想法。而政治、社會與經濟的體制便是順勢而行。以化石燃料做為驅動力的社會體制已經在全球各地有所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渴望永續發展的路徑，並且也逐漸體認到地球發展的可承受範圍，如全球增溫2℃ 或1.5℃ 的範圍。
面對這場地球可承受範圍的保衛戰，WBGU 將「鉅變」的主要戰場，也就是將主要轉型領域設定在能源系統、都市系統以及土地利用系統。因為能源系統幾乎造成今天三分之二的排碳量，而都市系統又幾乎占據當前的能源需求的四分之三。面對能源系統和都市系統的挑戰，土地利用顯得格外重要：究竟應該造林還是伐林、要提供食物還是生質能源、應該要用來減碳還是其它重要需求？
如何做出選擇並非一個政府能夠做出的決策，而是仰賴全球國際社群的合作共識，以及每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每個具體選擇。但是在設定當前的轉型路線時，WBGU 強調人們要超越所謂的「標準歷史反應」（standard historic reaction），也就是在面臨危機時才做出的各種理性反應。因為事實上，全球社會對於何為合適的發展策略，已經從企業、政治、科學和社會整體的各個面向發展出各種策略。正如德國的能源轉型（Energiewende）經常被大眾視為一項推動再生能源的行動，但實際上，德國的轉型是更加立基於氣候變遷、新興產業發展和擺脫能源依賴的發展策略（Quitzow et al., 2016）。國家所進行的協助，是協助社會打造發展的路線（rail），並且從科學研究中確認何為可承受範圍（guardrail），避免社會不小心從設定的發展路徑中出軌（derailed）。
圖1-3 說明由 WBGU 所思考的新社會契約為何。這份社會契約的參考點是德國在19 世紀的轉型經驗。一份社會集體合作的社會契約需要三個領域的努力。在國家的領域，國家應該是一個透過擴大參與機會來取得正當性的積極並主動之國家。在科技領域，是以科技為基礎所建立的轉型能耐，而經濟領域上也需要在轉型領域和為轉型有更多的投資。
值得一提的是，WBGU 是從全球社會與全球環境的視點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可以說是深刻地體認到氣候變遷並非單一國家行動就能扭轉的趨勢。相反地，單一國家可以透過合作、結盟、技術轉移的形成來謀求區域性和全球性的變革得以成真。WBGU 的視點雖是從德國出發，卻觀照全球發展動態。也就是說，WBGU 是在全球發展脈絡中，看待德國的經濟、環境與社會問題，並將相關建議與策略發展方向擴散至歐盟乃至於全球的層次。在這個由大至小，又由小至大的過程中，WBGU 所提出的建議與一般的永續發展報告相比，更加貼近現實人類的生活發展處境。特別是對德國的發展脈絡而言，有更深的討論和影響力。
契約背後：德國能源轉型經驗
以一份永續社會契約的觀點來看德國能源轉型的實際經驗，會發現這份社會契約的誕生是德國長時間反核運動、環境價值變遷以及開發新興科技與產業的結果。因此，德國能源轉型之名，其實包含的是整個社會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2000 年通過的《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Act）以及2010 年通過的「聯邦能源概念」（Federal Energy Concept） 2 計畫可以說是其中的轉型關鍵。
德國在1967 年後因為其第一座核電廠不斷發生事故而受到抗爭，但直到1980 年代也已經興建三十四座並營運其中的二十四座核電廠（劉書彬，2013）。而在化石燃料面向，德國能源來源傳統上以其豐富的褐煤為主，因此燃煤在1990 年代到2000 年之間，幾乎占了該國主要能源供應的30% 左右（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6）。在論述上，具有影響力的作品如《能源轉型─沒有石油和鈾的成 長 與 繁 榮 》（Energiewende-Growth and Prosperity without Oil and Uranium）早在1980 年代浮現（Quitzow et al., 2016）。也因為延續德國在二戰後的反核運動抗爭，以及自焚身亡的事件，迫使德國聯邦政府在1982 年後決定不再興建新的反應爐（劉書彬，2013）。
特別是1986 年於烏克蘭所發生的車諾比核災，使得歐洲普遍出現反核運動。而1990 年代，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開始興起，減碳成為各國在面對氣候變遷的核心議題。德國社民黨和綠黨也在1998 年聯手組成聯合政府，並在2000 年推動「核電廠運轉32 年後除役」之共識（劉書彬，2013: 140），以及通過《再生能源法》使得再生能源市場開始具有利基。因此2000 年以後，燃煤和核能占整體能源供應的比例開始緩緩下滑，取而代之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進展（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16）。
總的來說，德國的轉型經驗已經出現幾個特點。德國萊布尼茲能源轉型研究聯盟（Leibniz Research Alliance on Energy Transitions）的Quitzow 等人（2016）指出，德國能源轉型在再生能源面向的確有著非常振奮人心的成就。包括再生能源在整體電力消費中的比例提升到
將近33%，而且在2014 年，有將近一半的再生能源是由一般公民、能源合作社與農戶所生產的。再生能源的成長，同時也將相關產業的就業人數從2004 年的16 萬人提升到2013 年的37 萬人（Quitzow et al., 2016）。
然而由於德國褐煤非常低廉的價格，也使得德國的燃煤發電的供應雖然下降，卻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也造成德國減碳上的一大障礙（Quitzow et al., 2016）。而《再生能源法》雖然快速地推動再生能源在各地的發展，同時也帶來較高的附加電費，以及仍然在調整的價格。先天的環境結構與產業發展的區位間，也挑戰德國電網的調度能力。不過，德國在2015 年3 月20 日的日全蝕中，展現其電網的強大調度能力：從上午可以輸入14,000 MW 的電力情況下，在日蝕發生後一度下降到僅僅為7,000 MW，又在日全蝕後瞬間爬升到20,000 MW 的電力生產量，相當於15 座核電廠所生產的電力（Braune & Ismar, 2015）。
技術的問題並非能源轉型的核心問題，德國能源轉型所帶來的挑戰也發生於治理面。Quitzow 等人（2016）指出德國能源轉型所帶來的至少有三個治理面的挑戰：從集中到分散的能源系統、從公共到私人的利益、從全球到在地的效應。
從集中到分散的能源系統一方面帶來能源系統的民主化，增加大眾在能源部門中的公眾參與。然而大眾參與能源生產的過程中，也會碰到土地利用間的矛盾（Leibenath, Wirth, & Lintz, 2016; Reusswig, Braun, Heger, & Ludewig, 2016）。特別是風機的設立，也可能帶來地方的衝突（Reusswig et al., 2016）。而整個再生能源在農業地區的經驗，顯示出只有豐沛財源的大型農場容易在生質能源發展中獲利，其獲利的結果是導致附近的地價上漲、糧食生產下滑，以及較小的農戶被迫遷離（Appel, Ostermeyer-Wiethaup, & Balmann, 2016）。在農業地區的結構轉型中，只有在互信、強大的領導者和更多的公民參與所形成的合作，才有可能達到互利共生（Grundmann & Ehlers, 2016）。這些也可以為台灣農地種電時做為參考。
從利益來看，鄰避效應並不足以說明地方抗爭的理由（Reusswig et al., 2016）。面對再生能源的效益，反對者所提出的論點很可能是其它的公共生態利益（public ecological interest）（Quitzow et al., 2016）。比方說，台灣的離岸風機雖然為了提高風能發展，但同時也與白海豚和海洋保育間有所衝突。而支持再生能源者可能往往來自都市的需求，卻由鄉村社群來承受各種要求和改變（Leibenath et al., 2016）。同時，在地社群要在各種條件下做出決定時，需要穩定的政策環境做為其評估的依據，也需要更多的公眾參與好在各種不確定性中做出審議的選擇。
最後，德國能源轉型並非是德國自己的事，而是德國面對全球永續發展和氣候變遷所形成的挑戰，所採取的策略。這個策略就德國在地脈絡而言，因為各邦都有自己的獨立發展目標，結果是雖然德國聯邦政府設定的目標是2020 年時再生能源達到35% 的比例，但各邦的總體目標加起來卻來到50 ∼ 55% 之間（Quitzow et al., 2016）。就全球面，德國再生能源發展，也的確影響全球的再生能源設備與市場的成長。然而諸如交通運輸問題，雖然德國自身的陸運成長已停滯，但全球交通卻持續上升，這中間的能源需求與排碳成長，仍是對氣候變遷的一大挑戰。
問題在轉型的決心
從長期全球變遷治理的觀點出發，德國能源轉型是鑲嵌在全球變遷脈絡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的改變，以及與國際社群間的互動和聯結，可以形塑整個人類改變的未來。WBGU 在2011 年的報告中提出三個不同轉型領域和三個不同企圖心層級組合而成的十項政策組合，這些從全球到在地的目標，有些已經實現，有些正在轉型。對於台灣而言，如何形塑這些政策組合做為未來發展的目標以及評價標準，進而具體化我們在氣候變遷面前模糊的共識，使其成為實踐，將會是一大挑戰。
總的來說，全球各國已經達成一份模糊的社會契約，而正在仔細地修訂其中的內容。透過《巴黎協定》的跨越生效門檻，國際社群已宣示對降低以化石燃料為驅動的經濟模式之決心。即使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所設定的目標可能相當不同，而且距離達到減緩極端氣候變遷風險的目標還有一段，但是五年一度的調整期，已經在非常急迫的時間框架中，讓各國有機會踏上改變的路程。圖1-4 便是聯合國環境總署所指出的排放缺口（UNEP, 2016）。
從德國經驗中，我們可以得知這個去碳的過程並非毫無立基，相反的，能源轉型同時驅動產業轉型、產業結構創新，乃至於整個社會制度和系統的轉型。同時，這個能源生產由集中轉向分散的制度化過程，也深化了德國民主的具體實踐。正如前面所言，世界價值變遷的確正在發生，如何將模糊的共識化為實踐並帶來具體的改變，需要的正是民主的參與機制、長程的風險溝通以及發展社會互信的學習曲線；而這正是台灣社會所最缺乏的（周桂田，2013）。
這些需要整個社會系統性的理解，以及擴及教育層級的改造。這些改變的基調乃是建立長期的互信機制以及專家政治系統的解放。這個過程所帶來的全社會衝擊，還需要更多研究的支持，正如德國經驗所顯示的，純技術取向的討論並不足以使得能源轉型有所可能（Ethics Commission for a Safe Energy Supply, 2011）。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信的：長期缺乏溝通的決策過程和議程設定方式，已經是大眾恨不得打破敲碎的黑箱，若是不能使其在能源轉型討論中被打開、透明化並且納入共同參與的機制，一切的改革方案可能都會止步於無止盡的政治攻防與政黨惡鬥前。WBGU 引用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話：「關鍵不在於創新，而是在於佈舊。」
轉型的確有障礙，問題在於如何進行長期規劃和引導。行為的實際變化需要物質和認知的基礎，也必須提供適宜的社會經濟和法律框架。接受有完全相反的價值觀存在，也明白人性中短視近利、厭惡損失的那一面，並且徹底明白整個社會系統的路徑依賴。然後就開始設定整個社會自我實現式的目標。當全球在問「我們想要怎樣的未來？」時，台灣社會必須也捫心自問：除了消極地去認識自身社會發展的軌跡，更要轉向積極設定社會未來的方向和路徑。價值的變遷和整個系統的轉型實際上已經開始，今天，不管是政府或是民間、企業或者學術界，一方面就是不要阻礙想像力發揮的空間，另一方面則是把價值和實際行動之間的鴻溝弭平、建立各種可行機制，使整個發展轉型上軌道。
而社會轉型並無法一蹴可幾，需要社會長程、反身的思考。尤其涉及到政府、市場、科學與社會之結構性障礙與利益衝突，包含治理模式、行政障礙、經濟模型、科學認知、社會想像與永續認同，不但需要動態性的建構前瞻的社會發展圖像（Leitbild; guiding vision），更需要建構社會學習曲線（social learning curve）來促成結構性的轉型。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此種變動一開始都是從微調起步，累積動能，以待變化（Grin, 2005）。
為促進政府、市場、科學與社會的結構微調，一方面要透過實踐來建構論述，另一方面要容許創新的社會實驗與錯誤（trial and error），經由反覆的審議、改造與修正而形成強大的協同效應（synergy），逐步轉換認知、價值、制度、意識形態（Grin, 2005），最終進行典範轉移。為了發展這樣的社會強健性（social robustness）來挑戰沉痾的結構困境，應鼓勵各部門建立風險溝通、對話的網絡平台，透過多元、多樣、動態的溝通與社會學習，驅動整個系統的變革。而在知識界，如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正扮演這樣的角色，連結中央、地方政府、NGO/NPO、媒體、企業、在地知識團體等，試圖建構、尋求新未來的轉型社會之驅動平台，透過網絡擴散的知識實踐運動，促發變革（周桂田，2016）。
如同 WBGU 給政策制定者建議的最後一句話，引用科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話：「想像力便是一切。想像力是生命中即將到來的美好事物之預視。」
從今開始的一切改變，正決定在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之中。
《能怎麼轉》
主編： 周桂田、張國暉
出版社：巨流圖書公司
出版日期：2017/03/29
ISBN：9789860518863
思辨。能源轉型議題。
全方位檢測！社會、環境、能源
隨著《巴黎協定》的生效，風險分析年度報告延續能源轉型議題討論，更強調能源轉型刻不容緩，並跟進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探討永續城市相關議題。儘管再生能源的呼聲在台灣並不小於全球各地，但實際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卻遠遠落後其他先進國家。
參考資料
- 表1-1至表1-3 資料來源：World Values Survey（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