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會型環境 挑戰在於調和人與動物互動方式
「在30、40年前的教科書或觀察記錄，台灣藍鵲出沒在海拔500公尺以上，大概從10年前開始，公園、綠地都見得到。」到了現在，台灣藍鵲是台北市動保處在處理野生動物事務時，常見的主角之一。
台北市動保處產業保育組代理組長林立容說明，台灣藍鵲領域性強，尤其在繁殖期，因為護巢本能，會以翅膀拍擊、驅離可能會接近的人與動物，包括士林、北投、大直、內湖等區，都曾有民眾表達困擾，希望動保處協助處理。
遇到人和野生動物發生衝突的事件，過去常是由村里長向市政府反映，近年則多是民眾直接透過1999市民專線通報。為此，動保處常在台灣藍鵲繁殖期，出動到各地設立告示牌，提醒行人留意，或繞道而行，並在現場宣導，避免人再用激烈手段反擊，反而加劇衝突。
「台灣藍鵲是『恰北北』的鳥，我們到一個案件地點時，常靠聽鳥聲來觀察，通常台灣藍鵲繁殖地點周遭，都沒有其他的鳥敢靠近。」林立容說明，台灣藍鵲不只趕人，也會驅趕其他鳥種，出發點是為了自己的小孩，並非特意和人作對。要講解動物行為讓民眾理解、甚至同理動物，是最花時間的部分，卻是減少衝突很重要的關鍵，例如，當民眾了解繁殖期過後就不會再遭「攻擊」，通常態度會比較軟化。另外，告知怎麼因應也是重點，如戴帽子或撐傘。
「這幾年透過宣導，民眾慢慢理解這是生物的本能，負面回饋較少，」尤以年長者接受的程度較高。也有社區會在看到藍鵲築巢時主動聯絡，告知「藍鵲來了」，請動保處預防性地設立告示。林立容認為，「也許慢慢演變下去，之後就會出現藍鵲友善社區之類的台北特色，」調和人與野生動物之間的關係，能帶來更多正向結果。
另一個關鍵：檢視人的行為是否對動物有不良影響
理解動物本能，是避免人獸衝突的一個很重要的助力，但有時候，更難的是怎麼讓人們尊重野生動物、避免不當行為。林立容指出，人影響到動物的例子仍遇過不少，如攝影愛好者以餵食、撒飼料、播鳥音等手段誘導野鳥靠近，以便拍攝，或甚至以閃光燈、擺佈景、抓鳥等干擾動物原來的生態習性、甚至騷擾動物的行為，勸導幾乎是無效的。
「通訊軟體讓更多拍照的人得以串聯，」林立容說，誘拍發生的場合不在固定地點，通常「只要有人PO出照片，只要那個鳥還在那邊，大概都會持續一陣子，長則甚至一個月，」在台北市誘拍情形以鳥類居多，鳳頭蒼鷹、大冠鷲、極少出沒的黃鸝鳥，都是曾經案例。若動保處接獲通報，就會出面制止，但這類情事防不勝防，只能有賴更多公民認知到這是不當行為。
「說來是有點諷刺，」攝影器材進步，應該是可以讓人們在更遠的地方就能捕捉到好畫面，結果卻還要用誘拍的方式。其實在尊重自然且不干擾生態的狀態下拍出的照片，才是真正的「生態照片」。
不尊重「野生」 帶來更多麻煩
還有一些問題源自人們不曉得要怎麼和野生動物相處，林立容說，都市民眾少有接近野生動物的經驗，多半是在某種「人造的安全距離」，如透過動物園的玻璃觀察野生動物，但在現實中真的遇上野生動物時，常會不知所措，甚至用對待寵物的方式對待牠們。
兩年前，天母甲桂林社區曾傳出台灣獼猴在住宅區停放的車輛玩耍，造成居民困擾，也登上新聞。「當時事件監控了一個月。根據訪談，發現是有少數民眾因為好奇，餵食過猴子；另外，當地有許多新成屋，也有建築工人將吃剩的便當餵給猴群。後來也因為這樣子，設置了誘捕籠，結果真的捕捉到幼猴。」常常民眾遇到野生動物，都會覺得好可愛，或好可憐，想要拿食物給他們吃，獲取野生動物更多的注意或反應，但往往適得其反，像猴子就是很聰明的動物，因此而習得乞食，反而造成更多的困擾。
相較台灣其他人猴衝突很嚴重的地區，如高雄壽山或台東登仙橋，目前在台北處理人與猴之間互動，多屬零星個案，一年大約處理5件以內。
林立容表示，曾遇過北部民眾到外地旅遊，看到有人在販賣幼猴，出於憐憫，把猴子帶回台北市，交給動保處，甚至有遇過豢養猴子遭檢舉的案例。雖然這是少數個案，但顯示有些民眾在應對野生動物時，仍抱有不當的觀念，「也遇過有民眾質疑，明明是出於善意，為何不能讓他繼續養」，並且不願意透露身分、地點，讓承辦人員無法掌握資訊，進一步處置，「民眾的小小行為，實際上很難一一查證」，若沒有舉報，追蹤案情的機會很小。
「今年6月則有個案例是在行義路住宅區周圍，出現一隻母孤猴，研判是被棄養。」林立容解釋，通常是成年的公猴才會離群，這隻母猴獨自在住宅區流竄，也破壞民眾自家種的蓮霧、木瓜樹，很有可能是已習慣人類。近期也發現從未有猴群出沒的圓山地區，突然出現一隻猴子在寺廟間覓食，從一開始毛皮很漂亮、到後來疑似誤觸電、受傷，研判也是遭棄養，才會對環境警覺性較低，目前仍在查詢猴子行蹤。
要能排解衝突 得讓更多人理解緣由
應對此類事件幾乎都是由民眾通報，接著動保處派員到現場查看、協助處理，林立容表示，這類事件的處理時間普遍都很長，「現場可能會去個4、5次」，有時還可能一無所獲。像是6月行義路的孤猴案例，最後直到10月10號國慶日才在誘捕籠捉到。
「其實這中間就擺過一次誘捕籠，甚至確認到猴子不怕籠子，已經進去過。準備要進入下一步誘捕工作時，住戶突然通知希望撤除籠子。之後才找到其他住戶願意借用屋頂空間，最後成功誘捕。」林立容說明，比起社區事務，有時候民眾會優先選擇維護自己家園，但不一定會明講，很難確知每個人的心聲。
從過往案例觀察，在多元的社會裡，對於野生動物的議題，民眾意見常常分歧，有些民眾會認為「你們要抓可以，但不要跟我有關係」；也有猶疑來自覺得自己間接「造了某種孽」，有虐待動物的疑慮；也有怕牠們沒東西吃，因此餵食。常常有時候徵詢到民眾願意協助，後來也反悔。在這其中，里長、鄰長的腳色就顯得重要，雖然不一定取得共識，但至少能循各種路徑蒐集意見，提供行政單位了解並嘗試化解。
有些矛盾在互動過程裡，有機會直接排解，像是在處理台灣藍鵲的事件，「有些里長會試著與里民溝通，動物來了是代表社區環境變得更好」，也有里長即使接收到居民抗議，仍堅持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必趕走牠們。林立容說，台灣藍鵲和用路人的衝突幾乎是每年都會接獲、處理的，有些地區合作習慣了，里長會直接索取告示牌自行張貼；也有過去抗議動保處（為什麼不趕走藍鵲）的社區，開始希望動保處張貼告示，這都是慢慢看到的轉變。
「每個案子都有不同的困難點，而在處理與野生動物的衝突案件中，通報人的心態很重要，」如果通報人非常堅持，因為受到侵害，就希望動物一定要離開，就會比較膠著。「以我們在執行業務的立場，當然是希望盡量讓野生動物還是能保有生存空間。不管我們決定把野生動物移走或不移走，在溝通上都會比較難。何況實務上，我們很少將動物移走。」
「當一種動物離開，就會有其他同種或不同動物會來補空位。」林立容說，總是需要一再和民眾溝通這樣的概念。從經驗中也發現，行政單位必須重視與民眾互動，「官方出現的次數越多，民眾對於你處理的誠意才感受的到，有些民眾還是認為，你有下到鄰里，甚至不一定要把動物帶走，才會覺得你有在關心這個議題。比方說，通報後第一時間有到了現場，不管是通報人或是里長，會認為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是重視的。」
只是，每次都有機會這樣處理嗎？林立容說，以業務量來說，處理野生動物與人發生衝突的案件，不一定是所有野保業務中案件量最大的，但相對耗時，也常需要不只一位職員出勤。現行收到通報案件，必須在數日時限內處理，「加班也要把應處理的部分處理完成」，遇到同時入案，只能樽節安排人手分頭到不同現場。
林立容坦言，要能避免業務超出負荷，「以現在政府的立場，爭取人員是不簡單的事」，那麼工作是否有機會簡化？恐怕也難，「假設有更多人，其實可以想更多保育上能做的事」，目前以民眾的通報、申請案為優先，再加上其餘野保業務，包括查緝、相關活動辦理，已經佔滿所有工作時間。
這是否也反映出，人們與野生動物相處時，遇到衝突、排解的需求其實很大？林立容認為，以排解人獸衝突的案件經驗，很難說是不是衝突真的變多了，更有可能是願意通報的人多了，「以往遇到干擾人的野生動物如入侵民宅的蛇或偷吃雞鴨的石虎或鳳頭蒼鷹，民眾甚至可能會自行『修理牠們一頓』，但當他們知道我們在意這件事，當他們願意提出來，我們才有辦法合作，可能就會漸漸改變民眾的觀念－－原來面對野生動物一些造成人類生活困擾的行為，還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做法。」要讓人類和野生動物能一起共存在相同空間，以現行經驗，溝通是最不可或缺的一環。
※ 人與野生動物主題報導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