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柯倍德（J. Baird Callicott）教授現任教於美國北德州大學哲學與宗教研究學系，是全世界最早參與環境倫理學建構的重量級學者之一，二十多年來，柯倍德教授不斷在環境哲學與生態倫理領域繼續深入探討，有許多相關的著作持續出版，並擔任過國際環境倫理學會的會長。此外，他還參與許多著名的學術期刊雜誌之編輯，如：《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生態經濟學》（Ecological Economics）、《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等，也擔任一些重要機構單位的顧問，如：「聯合國環境小組」（United Nations Earth Charter, the Earth Council）、「美國科技評估小組」（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等。由上面例舉的學經歷中可以發現，他對自我的定位，不僅僅是一位大學哲學教授，參與學會組織與編輯刊物這種學院的事務而已，同時，他還介入社會實務，關懷其他地區與科技發展的環境問題。
柯倍德教授與許多西方環境哲學學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對西方文化與宗教以外的其他各種文化宗教的涉獵、欣賞與尊重，因此，他的著作裡涵蓋了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1989）, Earth’s Insights——A Multicutural Survey of Ecological Ethics （1994）等探討亞洲及其他文化自然觀的作品。當第三或第四世界的社會學者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保育觀念提出批判時，（其中最著名的應為印度學者Ramachandra Guha 在Environmental Ethics（1989）期刊所寫的“Radical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and Wilderness Preservation: A Third World Critique”）他也能夠很坦然地面對，以同情的態度重新反省西方保育觀的缺失並肯定當中正面價值，而於1998年編著、出版一本探討「荒野保育觀念」（The Great New Wilderness Debate）的鉅著。
連同這次參加淡江大學所舉辦的國際生態會議，柯倍德教授已經是第三度造訪台灣。第一次是在去年「九二一地震」之後，他接受「生態關懷者協會」的邀請，來台灣訪問，一下飛機就前往災情慘重的南投仁愛鄉法治村，碰巧的是，他在山上度過的那晚，竟碰上威力頗大的餘震，事後他回憶這段經驗仍印象深刻，不過，他還是耐心與細心地完成了一個禮拜的演講行程，來台灣之前，他坦承根本不知道台灣有原住民，不過在法治村與研討會場合聆聽原住民的經驗分享之後，讓他對於原住民對待土地的傳統智慧及目前的處境，有了初步的理解。也許是台灣人民的友善，讓他無法忘懷，今年（2000）暑假，柯倍德教授與其夫人再度聯袂訪問台灣三個多星期，這回他對台灣各地環境運動的現況認識得更加清楚，因為他走得更遠，從北到南、東到西，從學術味甚濃的「生物多樣性」研討會，到環境運動重鎮高雄美濃的黃蝶祭，以及至阿里山的達娜依谷中探詢原住民生態倫理與社區再造問題，並到屏東霧台跟在地的獵人們討論原住民狩獵的種種問題，這些經驗、感想與足跡，柯倍德教授將把它寫成報導，發表在近一期的《環境倫理學》期刊中，我們期待，因為這樣的相互瞭解與互動，能將台灣在地的環境運動與土地倫理的建構思維，推上國際舞台，和更多的團體與有心人士結盟。
趁著研討會舉行前夕，「生態關懷者協會」邀請了柯倍德教授與一些關心台灣土地倫理發展的朋友，在入秋微涼的紫藤廬中，熱烈地討論著人與自然的相關議題，而話題的起點與軸心，就是啟發西方與台灣甚深的李奧波。
李奧波《沙郡年記》的啟示
柯倍德教授在「土地倫理」方面的深入研究，則要追溯到1969年春天，當他正為準備「環境倫理」這一門全新的課程而煩惱時，經由一位研究生的介紹，首次接觸到「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 1887-1948）的經典之作：《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從此，他深受該書中最精華的部分「土地倫理」所吸引，成為他整個環境哲學與生態倫理建構的靈感泉源。他也因此編寫好幾本與「土地倫理」有關的著作（如：Companion to A Sand County Almanac(1987）; 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 (1989); The River of the Mother of God and Other Essays by Aldo Leopold(1991)等）。也就是說，是《沙郡年記》這本近兩年在台灣的自然書籍出版風潮中引領風騷的「西方自然寫作經典」讓柯倍德教授跨越了哲學的疆界，從以人為中心的思索，開始嘗試去搭建人與自然之間的橋樑。
回憶這段接觸《沙郡年記》的經過時，柯倍德教授表示：「當我在1969年任教於威斯康辛，這個《沙郡年記》的寫作地點時，校方要我開一門關於環境倫理學的課，那時我根本不認識李奧波，不過那時候開始，美國已出現了許多環境爭議與生態危機，那時我一直在思考，身為一位學者，我是要一直留在象牙塔裡做研究就好，還是要走出去，不要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想法。接觸李奧波的思想後發現，環境的問題會對人類的社會與經濟等面向，形成重大的影響，所以當我的學生把《沙郡年記》這本書送給我時，引起我很大的興趣，並且發現，書中的許多觀點是讓我在哲學研究方面更深入的啟發，往更寬廣的方向發展的一把關鍵的鑰匙。我覺得李奧波《沙郡年記》的主旨是非常簡單與明確的，那就是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人與環境的問題。」
接下來，柯倍德教授以極精要的方式，分享了他讀《沙郡年記》的心得，還有結識李奧波女兒的經過：「本書的第一部份，是李奧波用他個人的經驗與觀察，來呈現他在『沙郡』這個地方看到的生態環境，並且是用一種生動描述的方式，讓讀者很容易能進入他書中的世界。第二部份，則是基於之前的觀察，從個別經驗中淬取出關於演化與生態比較抽象與一般化的觀念，也就是說，這裡他是用比較科學，比較演化的方式來描述先前的經驗，並提供新的思維。在第三部份，李奧波關注的問題在於，人類對於環境的影響與衝擊到底在哪裡？所以有他的中心思想『土地倫理』的出現，『土地倫理』就是用來探討，我們人類是否應該將自己放到一個更大的生物社群中，從這個較大的範圍，來思考人類的責任問題，過去人類一直在享受的權利，是否應該在此時稍微轉個方向，多花一些心思在保護我們的環境上。」
「在研究李奧波這麼多年以後，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李奧波的長女，她從蒙大拿的學校退休之後，就跟她的夫婿一起回到當年李奧波所居住的地方，在那邊成立了一個環境教育中心，我後來曾經有一個機會去拜訪她，並且在李奧波實際住過的屋子裡待上幾天，很高興能有那樣的經驗，將書本上的知識跟實際的經歷做一些印證。那裡現在也提供一般人士居住。」
談到李奧波，大家可能會想起另外一位耳熟能詳的作家：梭羅。過去我們對這位文學家的認識，多半是定位在隱逸華爾騰（Walden）湖邊的獨居者，但是柯倍德教授對這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梭羅並非從頭到尾都住在華爾騰湖邊，他只在那裡待上兩年的時間，後來又回到麻州去工作，李奧波也是週末時才到沙郡的房子裡面去，所以他們不是完全的跟外界中斷聯絡，隱居在湖光山色裡，與都市社會的生活隔離，因此，我認為他們的例子提示了我們一個思考的角度：那就是找到一種整合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平衡點。我們有無可能從他們的書裡找到一些靈感，可以激發我們的創造力，而不是採取極端的方式來評價自然，只用開發與捍衛的觀點都是極端的。」
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林益仁教授也認為：「梭羅與李奧波的例子顯示，現在一種對於生態的需求在於厭棄都市，想要回到理想中的自然環境裡去過日子，這種把現實生活與自然二分、對立的思考，是不符合這兩位先驅的原意的。我們必須從《沙郡年記》裡不斷強調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去著眼，一種『整合』的概念，才能碰觸到李奧波真正的洞見，這種整體觀的概念必須要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才能實現，而不是去找到一個人煙罕至的度假之地，隱密地過著獨善其身的生活。」
生態關懷者協會總幹事陳慈美老師，也呼應了上面的看法：「天下版的中譯本不知道為何緣故，拿掉了李奧波原書的序文，這篇序文其實才是解讀李奧波精神的重要關鍵，因為他清楚地批判了『現代化』、『進步』、『愈大愈好』、『更高的生活水準』、『機械化』等觀念，這些質疑，不但在前言中重複出現，也貫串全書，成為《沙郡年記》一書的主調，這樣的主調，正是李奧波的作品能夠成為保育工作者靈感泉源的主因。」
顯然地，近幾年在台灣的書店中甚為搶眼的自然書籍，在引介的過程中，沒有忠實地轉譯出原作品的真正精神，要不然，在過去我們怎會將梭羅與李奧波放在隱士的位置，或是用販賣自然的姿態來包裝這些作品？
全球視野與在地行動
1999年，是《沙郡年紀》出版五十年的日子，也是環境倫理學與李奧波思想研究相當重要的一年，在他居住的「沙郡」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柯倍德教授認為：「這個會議主要的意義在於，不僅是一場學者們的概念交鋒而已，同時，還有許多不同背景的人參與，大家齊聚一堂，來討論李奧波的思想，如何具體的實踐在現代社會的脈絡中，有人建議，是否要將「沙郡」這個地方設為保護地，但是有人認為，如此一來，恐怕遠離李奧波的原意，將人與自然隔離在牆的兩方。我認為，我們不能將李奧波的思想用來隔絕人與自然，而是必須從他的智慧出發，找出讓主流社會的價值觀轉型的方法。在那次的會議中，森林主管單位的人員建議，應該呼籲美國政府與人民，降低對木材的使用率，必須發展出來一種消費的倫理，過去美國人雖然認知到保護環境的重要，不再濫墾自己的森林，但是對於木材的需求量並未因此降低，所以便到第三世界去砍伐其他地區的森林，這樣的作法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此，這次會議的反省聲音，可說往前跨進一步，思考到先進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該扮演的責任問題。李奧波從他的書中不斷提醒我們，人是自然中的一部份，當我們在發展經濟與物質生活時，必須有責任去關注其他自然萬物的生存。因此，消費倫理與降低需求的思考，應該是現代公民必須具備的一種基本態度。」
既然談到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環境問題，我相當好奇，柯倍德教授如何看待台灣此刻的環境問題，並希望以他造訪過島嶼上許多角落的經驗，提供在地的工作者一些俱啟發性的思維與作法。他說：「我認為現在的台灣跟二十年前的美國很像，社會發展的精神主軸，還是以經濟開發為首要考量，不過，當美國人民擁有財富以後，卻必須承受前所未有的污染，於是，在這一、二十年中，我們花了許多時間去修補人與自然的關係，甚至於有許多企業發現，當它防治污染的先前準備做得愈好，整體的經營效率與獲利也會跟著提高，我想，這幾年的台灣已經開始反省相關問題，至於實際的作法，還是必須回到具體的社會情境中，由你們自己去發現，並解決問題。」
沒錯，這個責任必定還是得落在我們身上，自己來扛。李奧波的《沙郡年紀》也是從他居住的地方，發展出具普遍性地土地倫理意涵，在地行動與全球思維之間本來就不應該也不會相互衝突，其實，台灣環境意識與土地倫理的建構，正是要朝向草根的地方去實踐，才可能符應這塊異質性極高的土地現況，不管是從住民型態、氣候與地形變化，文化與自然的訊息都告訴我們要更加細膩的傾聽彼此，才可能對症下藥，找出癥結之所在。
「後—李奧波」時代的來臨
談到李奧波對自己的定位與專業的看法，柯倍德教授很堅定的告訴我們：「李奧波從不認為自己是科學家，而是保育學者，科學只是一種工具，是用來建立人與自然關係的一座橋樑而已，而且科學本身也隱含著對靈性的追求，生態學本身就是這樣的一種科學，它必須抱著敬畏與訝異的態度，來面對觀察、研究的自然萬物，同時還要從理論的推演背後，激發出創造力與美感經驗。」我想，這段話可以提供台灣的生態學研究者若干反思，到底什麼才是我們凝視自然的前提！
身為李奧波的研究者，柯倍德教授傾其全力來申論這位先驅思想的精彩之處。只是我不免好奇，李奧波有無任何不足與缺失，針對這個問題，柯倍德教授回答道：「李奧波的思想當然不是完美無缺，尤其是他的土地倫理思想多半被那時的生態學知識給制約與影響，因此，有許多判斷在生態學的演進與發展中已經不合時宜。最大的挑戰是：生態的穩定性決定於生物的多樣性這一空洞的生態學法則已經證明是無效的。《沙郡年紀》中過於強調生態系統中的穩定，並以此作為開展土地倫理觀念的指導原則，這是有問題的。現今的生態學已將重點擺在生態系中彼此干擾、動態演化的那一面向，也就是說，自然界中的變動與衝突是遠大於和諧的表象的！因此，李奧波的思想必須有所修正與調整。但這並不表示說，我完全認同現代生態學的所有研究傾向，如果說李奧波的思想是一種素樸的整體觀，那麼，現在專就分子、基因研究的維型生態學研究傾向，就是另外一種極端，只看到微小的個體，而忘記了脈絡與整體的重要。」
聽到柯倍德教授的這段談話，是讓我一則以憂，一則以喜。喜的當然是，對於李奧波的思想，有了新的理解向度，並擴大了我對生態學的想像與視野，憂的是，顯然台灣的文化界和學術界在引進西方的思想時，都還是過於片面，明明已經有新的反省與思考，但我們還是停留在前一階段的近程中，並且時常有自以為是、劃地稱王的心態。顯然，柯倍德教授有他自己的學術企圖，並不會只停留在「解經者」的角色，對應於新的解構生態學與社會生物學的發展，他似乎已經找到回應的方式，而這方式並不是一昧地守住李奧波的尺度而已，而是從新的生態學知識中，找到靈感，將土地倫理的思想調適而上遂。
從李奧波到柯倍德教授，我們不只是看到學術精神與理論的傳承，還有一種少見的知識份子對社會關懷的光與熱，環境倫理學本來就是一門綜合性且入世性極強的學科，當然這不是說在街頭衝鋒陷陣才有資格談論土地倫理，我想，柯倍德教授替我們展現了一種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懷的極佳平衡，並且讓在地的環境運動者與土地倫理建構者得到以下的啟示：行動的前提需要豐富的學識在背後支撐，但如將知識當成商品販賣，並敵視彼此，我們的春天還將寂靜很久，不會到來。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生態關懷者協會」與參加討論的許多朋友，雖然因寫作型態的緣故，沒能將座談會中諸位的聲音如實重現，不過你們的發言是貫穿在文章內裡的重要魂魄。此外，本文的翻譯是由黃惠敏小姐與林益仁教授協助，在此一併致上誠摯的謝意。還有，因陳慈美老師的堅持與努力，將柯倍德教授精彩的思想能深刻地被引入台灣，讓我有機會知道什麼是值得追求的學問與風範，這年頭時髦的東西太多，我們的文化與社會需要更多這樣誠懇的身影，謝謝。
原載於自由副刊＜自然寫作特輯＞2000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