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河的說法，詩意的象徵多過哲學的思考。然而，象徵本身具有召喚的力量，可以激發批判性的省思。生命是有機的，但它過於複雜，無法單用簡單、無機的河流之各種特點加以闡明。我們在此的目的，只是要萃取出水流（current）的概念，一種自然而然向前推進、其勢歷時不衰的流動(flow)。生命通常被稱為是亂度的逆流(a countercurrent of entropy)，就此而言，其負向之亂度流動，僅是一物理流之倒轉；不過，水流的概念卻足以提供關於生命進程(life process)的重要洞見。它提供的想法，是在生命之流中一種超越個體（individual），持續且不停息的流動，我們並且獲得一豐沃的模型，可以使得在其他完型理論(gestalts)中、因分殊變化而對立的觀念得以融貫。在此滔滔流動的進程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看似對立的觀念之匯流處，於是，實在(actual)與潛在(potential)、自身與他人、人類與自然、現今與歷史、並實然(the is )與應然(the ought)等觀念，就不再對立了。
我們大多數人執著生命於即刻的現今、密封的個體（encapsulated individuals），我們也對倫理生活局限於主觀的人類個體（subjective human selves）間的相互關係之中。我們時常發現生命是歸屬於生物學和倫理學，也歸屬於自然界和文化界中不一致的概念。這並不意味我們拒絕個別的個人生活（individual human life）乃是道德關懷的主體，但我們更注意到它具有附屬於一集體的、更為實質的流動的屬性，而道德關懷也包含這個集合的整體。此種個體浮揚水流的觀念，在生物學上說得過去，在文化上富含啟發性，又能滿足我們大多數人最深處的倫理直覺。這個觀念的共同性特質（cooperate nature），或許無法像一些比較傾向原子論典範(atomistic paradigm)一樣，能提供個體的完整性(individual integrity)一種恰當的位階，但我們在此處的實驗，乃是要發現一種更廣闊的倫理願景，遠比任何一個單一生命所能提供的更開放方向。
我的論點是：個人式的倫理(individualistic ethic)是短視的，需要以集體的願景來導正，於是，我們便能夠於下列五個在傳統倫理分析下充滿許多問題的領域，得到更清晰的洞識。
實在與潛在
關於公義的概念，我們通常總是環繞在捍衛個人的權利免受他人利益所損害這個論點，這當中的詭辯，似乎也具有發展出跨越世代視野的用處。不過，當我們的眺望超越過我們的孫子輩，我們便會開始遲疑：因為，未來世代既不確定又很遙遠，並且在面對尚無顏面的未來存在（faceless nonentities）時，我們總是會疑惑：究竟當今世代對他們要有什麼責任。因為缺少具體可確定的權利履行對象，我們的倫理技巧只能不確定地向前展開探索。身為實在現存的我們，在面對這些潛在的“他們”時，往往不知道該如何裁決我們的利益，因為這些原告太朦朧模糊而且“未決”（iffy）。當生命被看成一道整體性的水流時，這些異常的不規則將些許化解，因為在這種看法下，未來的可能存在者，才有對應的當今實存的權利持有者（a present carrier of this possibility）。此種未來並不屬於一些抽象假設的他人，它就是我們的未來，由我們當今存活的人所背負與傳承之。它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流經我們，它是我們世代的未來，我們所衍生的未來，我們生命的下游。我們乃是面對屬於實在也寓於實在的潛在。
雖然我們常常從一個地點來觀看流水，但我們心中很清楚知道，河流會有著地理上的延展。把它當成一個類比的話，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雖然我們此時只能局部地觀看生命，但事實上生命本身是具備時代延伸的事實（chronologically extended reality）。或許我們可以說，我們現今所組成的這一個現存的生命，應當有這種時間上的潛在（this tensed potential）。換句話說，人類對於未來有一種集體的權利（a class right），就是在集體的、統計學的人數上，人類族裔應當繁衍下去。儘管我們無法對我們未來的後裔加以個別化，或是在此時完全地預估“他們”的需要，如同我們無法在過去預估“我們”現在的需要。一個成熟的個體（self）能夠在其置身於任一現今的瞬息，預先享受未來的任一時間片斷裡的生命。成為個體（to be a self）就是必須經歷由出生到死亡的時間過程中的每個階段。這種明確的起迄點，雖然在個我倫理（egoistic ethic）中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但它們卻匯潛進入生命之流的脈動，這道生命之流漫溢過其所流經的每一個個體。我們都會如過客離去(pass away)，但我們也會傳承生命(pass life on)。我們與後人同享一個共同的生命，但並不是指他們在現今便能夠履行相互回饋的義務，而是指由我們現今傳承給他們的這一個共同生命來回饋。這個共同的河道，也可以看成是互相協力的並流（concurrent），它能夠將受到義務論與目的論切割的關懷合併在一起。剝奪我們自己的未來是一種現今的、本質上的錯誤，同樣的，如果我們不能為未來的好處舖路預備，也是一種錯誤。
當我們說一種生物（a living thing）是實在的(actual)，表示其具有生產力（generative）。如果以電流來思考，除非有電位差(potential)存在，否則就不可能有電流實際的在流動。生命是另一類的流動，比電流具有更多自發性的驅動，在其中，作為實在（being actual）與擁有潛在（having potential）幾乎是同一回事，存有通常就是生成變化(being is always becoming)。就生物學而言，生命必須能夠生殖（procreative），生命之流意指養育與成長、栽種與收成，是一種讓橡實成為橡樹、橡樹成為橡實、再成為橡樹的動態過程。更進一步說，這種自然發生的探險之旅，具有人文性、教育性的延伸意涵。我們被建造成同時具再生能力與文化上的投注體現(reproductively and culturally projective)。那就是結果(con/sequence)的概念，即那 “後續”(sequence)跟著 “伴隨”(together with)過去和現在的行動，而那些結果則跨越了個體的死亡。當任何活物、任何生命方式出現，其結果卻未充份地投注體現，這些型態或可享受局部的成功與價值，但他們很快便消逝無蹤。那實然(is)是如此，而且，我們應當跟著補充，其應然(ought)也是如此。
河流順著重力而流動，生命之流則依其內在意欲趨力（inner conative urge ）而流動。哲學家或許無法提供理性的論證，解答為何此刻融貫於我身之生命，誠欲流傳下去，他卻無法抹消此一天然熱忱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一旦失落至完全無投現自身的意願，對於未來也完全不關心，他們很快將因不適而被消除，生命之流會繞過他們。此一失敗的活力，將被擁有較多鬥志的其它水流所沖除揚盡。我們大部份人將會發現，我們從過去世代所承繼的生命意志(will to life)，不但漫過我們，並且流向未來。因此，幸運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整體權利、我們的責任、和我們無法遏止的自然趨力，將朝向可生存的未來世代去發揚光大。
很不幸的，事實並非全是如此，不然我們不會有應然與實然的問題，後續我們會討論到。更不幸的是，我們來到惡水之濱，在此，這些朝向再生與建造意志的能產趨力，如果沒有倫理約束，將成為病源且不利於我們的存活。我們實在(actual)的生活型態可能已危害我們潛在(potential)的生命，這將是生物學與倫理學上的雙重悲哀。
自身與他人
一個人的倫理容量，可約略用其思及“我們”的幅度來估量。自我主義(Egoism)區分了一個孤立的“我”，在此界限外僅發現“他”與“她”，在這些無法化約的核心衝撞中可找到倫理的競爭，一對多，各自尋索其自身自明之利益。利他主義(Altruism)不但看到 “他人”，而且也是多數的（pluralistic），但卻出現了同情憐憫的能力。同時超越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之後，“我”有時能認同 “你”，因此產生了說出 “我們”的可能性。由於我的自身已延伸至他人，因此倫理的關懷並不止於我自身（my skin），而是湧溢至我的同類（my kin）。倫理的成熟伴隨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 的擴展而來，而當它廣闊到能夠認知這種同在性(togetherness)時，自身便可浸融在團體生命中。
我們大部份人可以跨越過自身的追憶來分解我們的身份，再將之與父母孩子，乃至我們的族裔與民族等身份相結合。失去這個能力，我們在生物或文化上不會成功，如同我們前面說過的，因為我們無法充份地投注體現(projective)。自我主義對個體自身生機的專注，具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學與心理學上的合理性，但我們也必須認知到對再生的預備。因此，我們有一個發展道德感的自然開端，不僅是捍衛自身、也包含所屬的群體。親切(kind)的兩種意涵，體貼的 (considerate)與相關的(related)，有著語源學上的同一根源。意識演化的進展，隨著親切的這兩種意涵之擴展，變得愈來愈少家族部落性、而是更多朝向普世性，最後達到普遍的道德意味，而且此種擴展的遠眺，不僅是全球的（global），更是歷代的（chronological）。
我們在此或許會注意到那遙遠的後人與遠方的族裔，與我們並無太多的“生物性連結”。在人類演化的漫長歲月中，我們的行為鮮少影響那些在時空上離我們遙遠的人，而天擇(natural selection)僅朝向那些與我們較接近者來形塑我們的行為。但現今我們的行為已有非常長效的影響，以致我們的確需要足以存活的倫理，因此擴大關懷眼界乃是我們生物性設計中所要求的。假若我們的倫理關懷可以演化到相稱於我們那既可幫助、亦可傷害、涵蓋全球、且跨越將來世代之駭人的現代能力，在這種道德發展中，我們無疑地會在舊的道德吊詭中找到新的真理，即：關懷他人對自己的人格有益。
在這生命水流中，早先的清楚區分開始消融。即使是自我主義者也知道人必須對其未來的自身負有責任，因此，他必須為預備退休而犧牲。人生的所有階段終將臨現，而“現今”並未特別受青睞。但對於遺留財產給予子女子孫的父母，對於保存土地的農夫，對於團體與機構的捐贈者，他們所珍惜在意的究竟是什麼？我們若狹隘地定義自身（the self），我們會說是審慎變成了慈善。但如果我們認知到自身所取得其認同的更大而持久的群體，我們會重新將其最初看來是私人性的慈善，視為一種團體性的自我主義（corporate egoism），因為，擴大的自身得以延伸與持續在其所愛的目標事物中。若是如此，當此種親裔感(sense of kinship)在較少本性或民族性、較多倫理性的影響下，得到進一步擴展之後，將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自我主義是否會消失、利他主義是否會留存，或是正好相反，如同我們不知何時水滴是保存或消融在河流中。總是有人堅稱，任何共同的團體無非是捏造的，因其所有好處與任何利益最終都可以分析為個體所擁有，這些看法或多或少可視為是自我主義與利他主義的一種。但這是一種倫理的唯名論，不為近來的生物學與社會學理論所支持，現今的理論認為個體的好處與利益之構成、乃是相互依存於個人在其中被構成的較大遺傳性與社會性運動。
當人佇足思考他所“擁有”的生命時，只有極度傲慢無知者會認為自己是真正“自造”（self-made）或“自全”（self-sufficient）的；那無寧是近於捏造的孤獨的自身（lonesome self）。自然與文化的真理存在此自身的他者性中（otherness of the self），因我們是在共享的流動中的參與者，在其中自身是整體的，但可剎那消融，其生而具有的自主性當被珍惜，但應負責任的、可回應地置放在其賴以支持的母體中。古猶太教父的格言如此說：“我若不是為己、誰將為我，但我若僅是為己、我是什麼？”(Hillel)我們在此所跟隨連續不斷的思想與生命，讓我們將這個信念實行了一世代；若有誰發現窒礙難行，我們建議他們當行立在其先祖的墓前。
“愛”會去關心在我們離去之後發生了什麼。 “愛”的生物性根基在於為人父母（parenting），但這種關懷終會在文化與倫理中成熟與結果。所有真正的愛會投注體現該生命所最為享受的層次，且因而在這當中他能夠走出自身，以具移轉性、繁衍性的投資自己於他人之中。若非如此，若一個人不關心在其局限的自身死亡之後將發生何事，那麼，這只是假裝的、虛偽的愛，是停滯腐敗的自戀，對維繫生存毫無助益。但若是如此，則我們可獲得比現今所認為更為豐富的關於“共同公益”(commons)的概念，因我們不再有自身放大的自我，只是扭搶著應共享的公益，自覺切勿愚蠢貪心也只為找到死後的弔謁者，或只為我們所訴求的利益作自私的算計。（註1）[i]自我可以在愛裡面活在我們所讚揚的共同公益中，而處於戰鬥心態者則只能活在謹慎恐懼中。那些加入此集體生命水流的人，可以在地球所能載負的容量中找到新的意義。
人類與自然
環境倫理與新舊世代間的倫理往往是屬於同一個議題，這個事實並非意外。因為，我們的生存需要有一個棲息居所（habitat）。於現今對環境有益的，同樣會是有益於人類的未來，這樣的講法雖然在某些狀況下可能會有出入，但通常都會成立。接下來，我們便會發現，生命之河不停流動的觀念，化解並和緩了區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尖銳界線。土壤、空氣、水、森林、草地、海洋、動物系、植物系與人類歷史的趨勢（the course of human events）匯流在一起，後者與前面這些屬於自然環境的領域作比較的話，看來似乎是過於狹窄、過於人工化。生態學已經全面地教導我們拓展關於循環的概念；人類生命仰賴光合作用所營造的養分之生物流，而有機生命則必須依賴水文、氣象、與地質的循環。生命並非止於此身；它乃是屬於大自然資源的事件。我們所是與所有的一切，乃是成長與收集而來（grown and collected）。資源(resources)一字的前綴詞“re”，意指被“轉換”為人類使用、遠離其原先自然的目的（spontaneous course），突顯出那作為一切所源出之本質上屬地的來源(substantive earthen “source”)。
假若在最低限度上未與環境同態(environmentally homeostatic)，沒有任何生命形態可以投現至足以存活（projective enough to survive），甚至包括人類在內也是一樣。“同態性”(Homeostasis)並不是指涉靜態(static)的詞彙，因它乃是水文學的專有名詞，其生物學用法在於描述生命流藉由與物理環境進行交換的支持運動（supporting movements），在時間的流逝中，它仍維持其自身的穩定態(steady state)。消費與保育之間似乎總是爭吵不休；生命卻在兩者的微妙張力中持續下去。在前人類的生命形態中（prehuman life），此平衡並非刻意營造的；在人類生命中，如何慎重的、倫理的維持其平衡，乃成為一項挑戰。同態性並不需要妨礙演化或歷史發展，但它卻指出，任何未來人類的目的，應當包含延續我們集體所行進的大自然進程。換句話說，只有當我們的源頭（sources）乃是“可再新的”(renewable)，我們才可以“再生”(regenerate)。在這兩個字中的前綴詞re，不再是將某大自然之物改造成人造之物，而是指人類透過調適，得以在無法阻斷的、屬地來源的流動中延續不斷。因此，那些關懷大自然保育的人士，也正是最早變成關懷未來世代的人。
在有機生物學與環境生物學中，生命乃是一種水流（current）。以水為本的生命，是無法在沒有液體的狀況下進行，無論是樹中的樹液或是我們血管中的血液。它們支持著原生質過程(protoplasmic process)，然而，當我們思索其未來時，我們更是論及其進一步的基因遺傳性流動（genetic flow）。雖然個體是基因的必要載體，但這個概念再次顯示其為群體性多於個體性。我們沒有人容載了那包含人類所有基因的貯存池，每一個人的完整人性都是擷取自那遠超過於任一個人所有的貯存池。我貢獻是為了那共有的貯存池的再生。就生物上而言，我或許是迫切於在那貯存池中保存我的品種，雖然為了最適存活的基因貯存，天擇會加以汰選；就倫理上而言，自身亦可擴大其關懷，更廣闊地關心整體的譜系流衍。假若這似乎將人類生活過度化約至微觀的基因遺傳層次，那我們可立即回到宏觀的人類生活，在此可見的顯型(phenotype)表達了基因型(genotype)，但總是要記得主觀的自身如何開顯了此一基因遺傳性流動。
將生命的演化視為是一種資訊的流動，可帶出豐碩的成果。相較於基本的物理流朝向增加亂度的無秩序傾向，生物流具有能夠建立與再生具秩序之有機結構的能力，並透過基因遺傳傳承此建構性資訊。在這種無意的情況下，所有生命是知性的、邏輯的、可溝通的，語言模式的基因遺傳運作證明了此點。此流動透過多樣化，變得更為繁複與創新，更為感性與知性，至終在人類中出現了文化的能力；然後一徹底的新型態資訊流出現，其重要性僅次於為負向亂度之生命進程自身的初始呈現。於是，所獲得的資訊可被移轉，透過語言儲存，並加以評價，因而知性變得深思熟慮。文化進程雖然可能是高峰，但它仍是自然生命進程的一部份。生命通常是神經機械學(cybernetic)的問題，是資訊移轉的問題，正如生命乃是航行在時間之中，同時伴隨生物性與文明性的水流。雖然我們自身生物性與文化性的投注體現兩者是不同的，但在生存的進程中，這兩者具無法分離的整體層面。
生命是大自然的投注體現（nature’s projects）之一，但其流衍不絕以致也成為我們的投注體現（our projects）之一。我們是浮現在冰山最頂端的一角。我們雖是劇烈地掙脫大自然，但在外表之下，我們的生命有十分之九仍是屬於大自然。在倫理學論述中所用的契約模式，其常見的錯誤，在於它是違背自然的，它認為為了抵抗大自然的威脅，個體性的人只好無可奈何地團結在一起。其中的權利論述，讚揚個人、貶抑大自然，是可以理解的。這種人類相較於大自然而言乃是逆流的態度並非錯誤，正如有機物的概念乃是無機物的逆流一樣並無錯誤，但如果將它置放在人類與大自然、生物性與物理性互流的大圖象之中，這兩者都只是片面性的真理。大自然給予我們客觀的生命（objective life），在這當中，個人的主觀生命（subjective life）乃是內在面貌的一部分（a partial, inner face）。在這既定的生態系中，我們是生物學者所稱的有義務的寄生動物（obligate parasites），而在這點上，我們就會顯得困惑，因為人類與大自然既然已經融合在一起，我們的道德義務，究竟是只要去保存與看重人類，或者也當包括大自然？倫理學上的保守派將傾向堅持倫理原則只適用於人類，其它的所有進程乃是附屬於此；倫理學上的自由派則發現，道德關懷當涵蓋寬廣的生命之河，甚至也包含其所流經的所有地景。
現今與歷史
生命之河長達億萬年之久，人類在其中則行過百萬年，他們所記錄下的行跡卻只有數千年。假若河長是環繞地球一圈，人類的旅程只是走過一個鄉鎮的半途，而我們的歷史所載的部分，僅數百呎之遙而已。個人一生的長度更是只及數步之遠。這種線性量度雖然呈現了河流的自然長度，卻未記錄人類時期因匯流入資訊而起的亂流。在上流原是順流而下者，變成以對數方式(logarithmically)激起更深沉與擾動的支流。這過去行經的距離，只被遺忘與流失少許；那更多的大部份會留在此處。它留存在我們當中，因為現今乃是過去的持續。
我們乃是“過去所是的現今所是”(the is-ness of the was)，正如過去亦然，這不僅具演化性意味，也有教育性意味。蘇格拉底與摩西、耶穌與佛陀、牛頓與哥白尼，他們不單只是先於我們；藉由數以千計的默默無名人士的珍惜與教導，他們的影響得以持續至今，經由這樣跨越時代的傳承，使得他們的所有重新構成了我們。我們時而認為過去只是軀骸；已逝者無非只是記憶與魅影。但假若生命是向前推進的水流，那就不會是這樣；因為正是那過去生育了我們。我們現今的生命乃是過去生命的累積性之當前具體實現。就法律的術語，我們同時是我們先祖“遺囑”的執行者與受益者，使得我們的先祖得以長久存留。我們當遵囑“遺囑”，如此其效力可持續下去，以確保“現今所是的未來所是” (will-be-ness of the is)。就自然界的詞彙來說，我們有根，我們就應當有果。
生命是種華麗的“演出”(project)，是終極的戲劇。其中部份意義不但是，且應當是短暫虛幻的。但其最深的意義卻不能僅在現今中尋得，而是在整個故事中，是當過去即出現的主角，如何在整個情節之下所主演的重複章節中，存活進深與一致地演出。插曲對現今來說可能是受歡迎的，但它們會行過逝去（pass away），只對某一特定時代有意義。中斷與危急使我們感到意外；然而每一個世代當中最高貴的冒險，仍舊是那貢獻給流經世代間之意義流動。在交響曲的流動之中，現今的旋律是享受於當下的，但並非僅止於此；它通常是主題再現的動機，否則就不是美麗的真實樂章。引人入勝的戲劇特色，乃是我們無法完全地預知結果發展，同樣的，我們無法也不能知曉，生命潮流的未來發展將會成功或是災難。但這並不減損現今的演員之責任，就是向前地相信他們所最為珍惜的。此責任並不減損他們自身當下的完整性；而更是建造它。
每一位科學家、每一位人文學者、每一位教育家、每一對父母親都知道單一的個體生命，是如何需要這些向後回顧與向前眺望的面相。我們被設定好與那些承傳給我們的事物互動；我們攜之前行少許，卻未至其終途；我們終將落幕退去，而我們的學生、門徒、兒女卻將繼續前行。本年代曾看見華生與克里克(Watson and Crick)的顯目啟示，但這僅是隨著如達爾文、孟德爾(Mendel)、林奈(Linnaeus)等人之後；後人將延續這一個承傳。民主已有長期地建立，多數的我們將死去，民主卻可傳承下去。音樂家、藝術家、小說家、哲學家皆獲益於其前人的遺產，而他們所創造於現今受欣賞的作品，也將傳承為公共財產。個別的生命與工作是最容易被遺忘的，但那並不意謂他們並不是讓文化得以傳承的人工智慧線路之一環。
沒有人會否認存在於過去、現今、與未來間的重大不對稱；它們可以從麥特格(McTaggart)所稱時序A系列加以清楚辨別，在其中刀鋒似的現今、冷酷地劃過時間、將未來轉換成過去。但也可能是較為科學且道德的、視時間為他所稱之的B系列，在整體系列中只是有著先於/後於之關係。（註2）若我們並列這些系列，過去、現今與未來並不是三件事，而是一可信服的真實。即是：有一生命之流，帶著過去的所屬、經過現今、航向未來。過去、現今、與未來並非纏繞於一線的念珠，各自有可分離的存在性單一(simpliciter)。它們流動在一起，像一河流的逆流與順流，只是更為富含生機。近視而驕傲的“當今”世代認為過去已死，未來未臨，只有現今活著。遠視者看見活在現今，乃是帶著過去、進入未來；而若如此，則那朝生暮死的“當今”世代便是雖生猶死，因其不知存活的真義。我們是由記憶與希望所構成，而且確如先知的真理所言，無願景之處，人民便滅亡（When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perish）。
實然與應然
生命是流動著（Life flow on）。生命應當流動著（Life ought to flow on）。我們當中很少人能區分出這個從敘述性到規範性之間的跳躍，但在生命之河的思考裡，生物學與歷史學是如此地貼近倫理學，因而比其他的領域更能夠容易作出這個區別。事實與所欲之事實相連在 “應然乃是實然”(the ought-ness is the is)之中，這並未保障全部生命，也未否定部份生命形態正逝去，但卻能為此難以置信的生命企劃(project)賀采。不僅在基因遺傳，也在良知之中，我們對於上游與下游都會具有信心。此處結合了那約束著現今之“作為”(conduct)的兩項意涵，我們應當在個體與全體兩方面都持守(conduct)我們自身(負責地行為)，也因此指導(conduct)我們自身(妥當地引導)從過去朝向未來。生命保護生命；如此，就生物與倫理的意味，存活乃是“生成”(survival is “becoming”)。如果我們濫用資源、遺棄使命，我們就會失敗。
就那些認為生命之流乃是悲劇者而言，他們不全然接受上述看法。原初的印度佛教認為世界乃是緣起的漩渦，悲慘的造業，但他們盼望從涅盤(nirvana)寂靜中找到放下這一切欲念的解脫。我們或能同意他們，一個未獲得釋放的個體式多數（unrelieved, individualistic plurality）乃是壞的，一個幻覺的完型（illusory gestalt）加劇了苦難；但我們不同意他們的做法，我們希望能夠保存與全面地結合世界之生與死的期許，而且，我們要以勝過苦難去維護那受祝福的生命之流。近代的虛無主義者吶喊著，生命乃是荒謬與絕望，他們一點也不關心它將走向何處。雖然這兩者正確地感知生命的苦難，但他們因為如此強烈地經歷著它，以致反而誤解了其意義。然而，苦難其實可以變成生命的聖禮；只有在這些眼淚中它會帶著意義，我們也堅持投注體現(projection)在這屬於生命之流的世界。況且，不論他們的理論為何，在實踐上，兩者仍會發現生命的勇偉—悲憫的佛教徒對生命的敬重，與剛毅的虛無主義者對我們從虛無所製造的意義之抗議。
除了這些極端的看法之外，大部份的人發現，我們在地上的生命，不是一種無意義的註定，而更像是件禮物，是一件為了傳承下去的任務而信託交付予我們的禮物。反駁所有關於大自然是無心與文化是無意這種有時看似有力的論點的，是我們在此活著，甚至活得很好，這同時是大自然與文化的產物，是令人高興的；我們也相信，真實的悲劇與終極的荒謬，並非我們在此地的存有，而是在於我們未能傳承使生命向前(pass life forward)的可能性。
我們並未認為當道德的應然出現在原先僅有實然存在之處，兩者之間沒有中斷。在野地，各自競爭地自謀生計。合作性流動是這種自利的非意圖性後果，是由天擇所汰選、形塑了最有生息物種的存活。生命是藉由一種生性衝動(libido)所進展，我們當注意不要判斷其為壞事，或是不道德的。為維繫生命照顧自身有其必要的地位，雖然就生命的延續而言它仍是不充足的，它還必須以他人的利益、生態系的平衡與演化的壓力來加以檢驗。在前人類世界，甚至在前道德世界中的實然，可進展到深思熟慮的程度、達到道德上的應然。
一個人的自身利益，仍是被需要的，如今可被保持在其所欲之處，充份地藉由檢驗其同情的能力，以及由其個人所屬的團體生命之流的公義來加以判斷。先前是由外在基因遺傳所控制的，在此進展下，可由內在自由地產生行動。道德感因此成為一種新型態的人工智慧控制（cybernetic control）。此種轉換的效果，不只能夠而且應該是要確保那已行進許久之生命進程的繼續。的確，這正是我們新近為了自利所運作的成熟能力，除非這些倫理能力也能夠獲得開展，否則先期大自然的檢驗機制不再有效，我們或將陷入我們最為害怕的終結悲劇。
日本有一位於愛賀志（Eiheiji）的德貞山（Dogen）禪寺，以其 “半杓橋”而聞名，如此命名是由於禪宗的聖者習於此地飲水，但他只飲半杓，餘下則倒回河水，並因其持續的流動而喜悅。我們或許困惑這是放棄或是完滿了，我們剛剛提及的，早期印度佛教對煩惱(samsara)世界的估算，但我們必須欽慕具有如此豐富的倫理考量的簡單姿態。現在對於在生物系統與經濟中的“能量經入”(energy through-in)，已有更為科學性的分析，一個 “生命經入”(life through-in)的道德考量，或許會有更多幫助。對我們所提議的看法，有一種相當公正的批判，認為這只是印象的，難於達成 “操作型”(operational)的實質，因此，我們也需要其它能夠開展生命與責任的模型的邏輯。他們的論點，在生命與生命的衝突中，在保護個體的完整，在計算量與質的極大值，和平衡各人與他人時，或許可以幫助我們。但我們也為我們的譬喻和計算所感動而運作，如同我們的算計，這些印象無論是適者生存、或是社會契約、或救生艇倫理、或十架之道。若視之為象徵，此一生命之河不再只是譬喻，它乃是帶著道德洞察的真理，因為它幫助我們更深看見生命進程的實然與其應然。
註釋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9 (1968):1243-1248.
J. M. McTaggart,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Chapter 3.
譯自 Philosophy Gone Wild, Chapter 4. Published 1989 by Prometheus Books, NY
附錄
2004年4月4日羅斯頓教授前往位於碧潭旁的新店教會主日崇拜證道，以「生命之河」為講題，以下為當天證道前的問候內容。
請安
感謝各位邀請我在今天來到貴教會一起分享上帝的話語。過去一個星期在台北各處的演講與參訪活動中，我已經深刻的體會到台灣人的熱情，我也期待未來的兩個星期能夠有機會儘量欣賞台灣的美麗景觀！
變遷中的人與自然的關係
今天早上到達新店時，我站在碧潭吊橋上觀賞碧綠的溪水從橋下緩緩往台北的方向流動，各種水鳥優雅的在水面上展現牠們的舞姿，一層層起伏綿延顏色由深綠漸漸變淺的山巒與遠處的藍天連接，我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圖畫中一般！
這時候，我的隨身翻譯陳慈美老師提醒我留意，就在我所站立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人類越過溪流的五種方式：除了最原始的游泳渡河方式之外，在最靠近上游的遠方，有一位擺渡的人正以渡船優閒而平靜的載著六位乘客過河，然後，有線條典雅的吊橋，有造形極其單調的水泥橋，以及北二高巨大的拱橋。她還告訴我，每次走高速公路經過碧潭路段時，對於碧潭的美景根本不會有任何感覺，現代人只在乎以最快速度抵達目的地，對於途中經過的地方沒有任何的感情。
我告訴她，我從美國飛抵台灣的旅程更加荒謬──我根本對於我所跨越過浩瀚無邊的太平洋一點感覺也沒有！的確，現代科技讓我們越來越方便，但是，我們的生活卻也越來越貧乏單調！這樣的思考，正好與我們今天的講題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生命之河的象徵
從地圖上，我知道新店溪是淡水河的主要源頭，而淡水河則為流經台北市的主要河流，與這個城市的歷史息息相關。我現在就是要以生命之河的象徵，來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