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艾略特（T.S.Eliot）對充塞資訊和零碎知識的現代人有一個非常深刻的洞識：
我們在生活中失落了的生命何處可尋？
我們在知識中失落了的智慧何處可覓？
我們在資訊中失落了的知識何處可找？
Where is the life we have lost in living?
Where is the wisdom we have lost in knowledge?
Where is the knowledge we have lost in information?
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其實是整個科技文明發展已經完全失控所表現的結果。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已經被扭曲成「掌握知識，便能掌握力量」。然而，人類有了力量之後，並沒有學會如何駕馭它，因為，「力量」只是知識的一個層面而已。如果我們只是看到知識的這一個層面，便只可以運用到它的工具性價值。而任何工具性的知識，其實都是零碎的知識，它導源於各個學科的分化，也是導致今天整個生態危機的一個很主要的根源。因此，如果要解決生態危機，我們首先必須要尋求建立一個整全的（holistic）知識視野。德國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魏柴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eker）在講述自然的歷史時，指出：「從一方面說，人本身是一種自然的存有，自然比人更古老，－－在這種意義中，人文科學預設著自然科學。另一方面，自然科學是人創造出來的，人比自然科學更古老，－－在這種意義中，自然科學預設著人文科學。」他又說：「我們愈來愈意識到各科學分化中的危險性。分化的科學無法在我們對生存感到迷惘時，給我們一個可以支持我們的世界觀。因而人們尋求綜合和渴望無垠的廣闊視野。」這種尋找所有知識共同來源而加以整合的努力，正好與美國生態保育之父阿道李奧波（Aldo Leopold）建構「土地倫理」的精神不謀而合，也是所有具後現代視野的知識份子共同的關懷。
大自然是人類的家鄉，人不可能脫離自然而存在。但是，以「知識即力量」為前題所建立的現代世界中，人類因為自視為世界的主人而逐漸與大自然疏離。「土地倫理」對當代思想最大的貢獻，在於它使「生態學」成為重新界定社會文化典範（to reorder the cultural paradigm）的一門科學，有人因此稱李奧波的「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的科學」。李奧波與所有具「後現代」視野的知識份子一樣，鼓勵人應該要「回家」，回到人類的家鄉－－大自然的懷抱，使人類的心靈重新得到滋潤餵養，這樣，人類才有可能從「現代」的牢籠中得到解放，重新獲得心理上的滿足、知性上的自由，以及享有生態上可行的生存方式。但是，「土地倫理」在目前仍不是一個「事實」（台灣尤然），而是一項「任務」（not a fact but a task - Wallace Stegner），是一個未完成的社會文化議題（an incomplete sociocultural agenda），有待所有關心文化出路的知識份子共同努力。
如果廿世紀是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時代，那麼，廿一世紀將是生態主義對抗工業主義的時代。生態主義者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前進派。因為，不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兩者都以蠻橫的心態來發展工業，不同的是：社會主義強調「生產的成長」，而資本主義則看重「利潤的成長」，但是他們同樣是不考量自然環境的承戴能力及群眾所受的壓榨、扭曲和異化，當然也對大地的呻吟和人類的哭泣充耳不聞。在今天，投身於社會公義改革的人士，不能沒有生態方面的資訊，因為所有生態災難的發生，永遠是由最弱勢的族群－－貧窮的人、野生動植物、孩童、婦女，首當其衝地承擔惡果。我們必須明確的指出：「生態公義」的探討與追求，將是未來社會改革的目標，而「土地倫理」的建立，則提供給「生態公義」目標一個融合科學知識與哲學思辨的理論根據。
台灣社會的生態關懷和實踐，已經累積一些成果，但也面臨許多困境，因此，我們希望引介西方更深層的生態反省的作品，從別人已經走過的路、已經想過的問題、以及在處理問題時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中學習一些功課。
接下來，我們首先要感謝四位為我們寫序的長輩和朋友：余達心牧師早在1992年本書英文版剛出爐之際，就從普林斯頓寄一本送給我們，並囑咐我們譯成中文。余牧師是華人教會當中在「宗教與科學」領域的專家，對科技文明的缺失有極為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十分鼓勵我們藉生態反省與生活實踐來落實信仰的精神。
谷寒松神父長久以來對台灣生界與生活品質的關懷，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遠離環境幽美的奧地利，住在生活品質低落的新莊，在傳道授業解惑的生活中，以基督的愛服事台灣人，使我們得到許多激勵。他親切可掬的態度，以及願意與我們同心服事台灣社會的熱情，使我們感到非常溫馨。
林俊義教授早年所寫的文章，是我們開始關懷台灣生態環境的啟蒙，讓沒有生態學背景的我們能夠得到正確的觀念。而他身體力行的投身於一個最容易被誤解的領域，也讓我們十分感動。他對我們所做的這種無法立即看到成果的工作，給予極大的肯定與支持，使我們深深感激。
楊憲宏先生早年所寫的公害報導文字，不但激發我們的良知，也讓我們知道將確實的知識告知他人的重要：只有在民眾能夠擁有充分的知的權利時，我們才有可能開始改善社會上的種種情況。他在我們剛開始發行＜生態神學通訊＞時，就給予我們很多的鼓勵，提供意見，並在出版本書的工作上給予協助，我們非常感謝他。
最後，我們也要感謝參與本書出版的幾位朋友：廖湧祥牧師在忙碌的牧會與教學工作中，仍然很熱心地協助我們修改譯稿，也彌補許多我們在神學觀念認知上的不足，讓這本譯作的正確度大大的提昇。他對照原文逐字修改，連標點符號都不錯過的嚴謹態度，更是成為我們的榜樣，我們非常感激他。
本書的出版，承蒙林貴瑛女士、蕭遜宗先生、傅惠君老師、黃勝雄院長，以及許多＜生態神學通訊＞讀者的奉獻支持，我們藉此表達感謝之意，也感謝台灣地球日出版社願意出版本書，把我們社會普遍比較陌生的神學領域中的生態反省，介紹給台灣的朋友，希望這本書的出版，可以提供邁向生態關懷深層反省與討論的參考。
陳玉峰教授的山林經驗和人文生態關懷，曾經深深感動我們，也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不但經常鼓勵我們，也會指出我們的欠缺，是我們走在這條相當孤單的路上時的一個良師益友。我們謝謝他提供封面的照片，讓這本翻譯的作品能夠有一個台灣本地景物的圖片作為封面，當然，我們更期待書中的內容也能夠在台灣文化的更新過程中內化，讓這塊土地在不久的將來能夠見到「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的景象（阿摩司書5:24），以「生態公義」的追求與落實，作為我們社會改革的目標，並與全球各種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攜手合作，一起維護大地和人類身心靈的健康，迎向充滿挑戰的廿一世紀！
註：《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After Nature’s Revolt – Eco—justice and Theology）原文於1992年由Fortress Press出版，中譯本於199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