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枯朽、林木枯朽崩頹，
霧靄哭泣、卸重擔給大地，
凡人出生、耕種、長眠地下，
數十寒暑之後，天鵝也安息。
丁尼生
林奈 (Linnaeus,1707-78) 生態思想路線的基礎，是建立在理性時代主流文化裡對大自然運作法則所採取的三個重要假設之上。這三個假設分別是：機械化的宇宙觀；大自然是仁慈良善的；以及，功利主義的目標。這三個假設本身都充滿了非常嚴重的矛盾與不確定性，接下來，我們分別來看這三個主流思潮下暗潮洶湧的情況。
（一）機械論與有機論
現代人機械論式的宇宙觀，首先由物理學與天文學開始，並在十七世紀裡成形。科技工作人員深信大自然就像是一部設計精巧的大機器，它是由一位全能的機械設計數學家所精心設計起動的。這部機器的每個部位都可以透過人類理性的運用而加以認識，更可以藉著技藝高明的巧匠來拆解、修補、改造，使人類的生活不斷獲得改善。
所有的動物與植物被縮減成為沒有知覺的物質，由一堆沒有內在目的或智慧的原子粒所聚集而成，於是，人類理所當然的可以毫不顧忌地對大自然進行無情的開發、摧毀、破壞，結果就會產生像笛卡爾或萊布尼茲所主張的危險的宇宙觀，導致理性道德的次序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將是原子對原子或個人對個人之間混亂的鬥爭。
即使在機械論宇宙觀盛行的十七、十八世紀，真正接受這種極端機械觀點的人並不普遍，物理學家裡如牛頓、波義爾或生物學家中如林奈及其學派的人，仍然堅定地深信在這大機器之上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在維持與管理，大自然就像是一部運作順暢的機器一般，每一個物種就像是在天文軌道上規則運轉的星球或像是機器裡的零件一般，各司其職地在這部大機器裡扮演著自己本份內的角色。人的責任就是要與造物主一同工作，保持這部機器能夠正常的運轉，使人類得到最高的福祉。
然而，有人對這種說法仍然感到不滿意，他們乾脆完全拋棄這種機械論宇宙觀，改成有機論生態學 (organic ecology )的觀點，把大自然看成像人的身體一樣，是由充滿靈氣與目的的物質組合而成。最早提出這種替代性宇宙觀的主要人物是劍橋的亨利摩爾 (Henry More)。後來，摩爾的好友牛津畢業的雷約翰 (John Ray) 也借用有機論的說法再加以發揚光大，而於1691年出版了＜大自然中所彰顯上帝的智慧＞，主要是為了駁斥笛卡爾及當時的原子神論的錯謬言論。雷約翰一生從事分類學的研究，被視為達爾文之前全英國最偉大的自然學者，他的論點使得林奈學派的跟隨者能夠免於陷入機械論宇宙觀所建立的混亂、無意義的世界裡。
不過，這些反動言論所作的努力，仍然無法抵擋機械論宇宙觀的洪流，導致十九世紀以物理學作為終極解釋的局面，這世界不需要有上帝的假設(the hypothesis of a God)，這個大自然機器，除了人類以外，不需要有任何超越的大工程師。當然，反動的言論並沒有消失，只是在十九世紀時以另一種方式呈現，我們會在以後再作介紹。
（二）仁慈良善或腥牙血爪
早在英國桂冠詩人丁尼生 (Alfred Tennyson, 1809-92)，描述大自然的「腥牙血爪」(red in tooth and claw) 之前，已有不少自然學者揭露了自然界裡充滿著苦難、艱辛、廝殺、流血的殘酷事實。在理性時代裡如林奈學派一般強調大自然的仁慈良善 (benevolence) 的說法，其實是過份樂觀而容易被擊脆的，因此，在林奈學派的作品中也不免會流露出些許的不確定感。
對於良善的大自然這種觀念最重大的一個打擊來自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1588-1679)，他幾乎是惡名昭彰地把大自然和自然狀態下的人視為是處在一種恐懼、衝突與暴力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每個人與別人對抗的戰爭，因此，國家必須擁有絕對無上的權力來掌控一切次序，否則人類社會就會落入互相吞噬、互相陷害的可憐景況，他以「全能的巨獸」(an almighty leviathan) 來比喻國家的絕對權力。
林奈學派必須提出另外的解釋來化解這種對大自然的惡意毀謗。他們指出，大自然絕對不是處在弱肉強食的混亂狀態，因為整個自然界裡充滿了規則的定律 (laws)，這些定律是由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造物主所設定的，不是由吞噬一切的巨獸所支配。在造物主所定的定律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傑尼斯(Soame Jenyns) 所描述的：「一種寬廣壯麗的從屬關係的系統」。他們一再強調，每一個物種都已被指派在社會架構裡的某一個特定位階，以完成其所被賦與的特殊用途及目的。人類社會的組織法則與大自然所形成的系列連鎖 (chain) 是一樣的，在這個長鏈裡任何破裂的地方便會帶來整個系統的失序。
這種生命的長鏈 (a chain of being) 的觀念對後來進化論的建構有非常重大的貢獻，它不只表示了一種分類學上的系統結構，同時也描述著生態上的關係性，透過生命長鏈的聯繫，所有物種相互依賴且彼此扶持互助。地球上所有生命便是在這種相互關係之下，才能夠朝豐富的生命這個最完美的目標發展，各種生命也才得以保存。
不過，在熱衷於帝國的擴張、超額的投資、蒸汽機的改良，以及強調「強身賞心」的宗教心態之下，培根的「帝王式生態學」心態掩蓋了林奈學派所作的補救，大自然環境持續地遭到無情地開發與破壞。
（三）功利主義與敬虔的倫理
伊賴德 (Mircea Eliade) 說得好，他曾指出：「一個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論他的信仰內涵是什麼，大自然對他而言必定是充滿了神聖性」。因此，雖然林奈學派的觀點與十八世紀裡瀰漫在整個西方社會的功利主義思想相呼應，認為人類必須勤奮地工作來增進人類社會的福祉，但他也和懷特牧師一樣，主張：「造物主並不是按照人類的需要來設立大自然的法則，也不是根據我們有限的想法來訂定大自然的次序。」因此，雖然林奈學派也鼓勵人類充份利用自然界的一切物品來改善人類的生活，但他們仍然謙卑敬虔地承認只有上帝所設計的大自然才是最完美的，我們只不過藉著認識大自然來認識創造大自然的上帝 (through Nature to Nature’s God)。
當然，這種對於發展與破壞所作的約束，在自滿自足的十八世紀裡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那個時代的人可以說是徹頭徹尾地以功利思想為最高目標，回應著來自曼徹斯特及伯明罕快速發展的工業生產以及英國農業改革者的主流價值觀，而且，更進一步地，由於當時正逢人類政治經濟理論開始成形的時期，林奈學派的自然觀也被這些領域的人士所採用，彼此互相支援回饋，加強了各自的論點。例如：經濟學家葛羅 (Nehemiah Grew)便由植物學引申到國際經濟體系，提倡應「增加對森林、牲畜、漁場等的開發，以提昇國家的生產效率」；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曾是林奈自然史學說的深入研究者，他所創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便是將大自然視為一個供人類開發利用的原料大倉庫，馬爾薩斯雖然擔心土地究竟能供養多少人口，但他也與別人一樣認為大自然唯一的功能便是滿足人類的野心。
在這樣的時代裡，生態學者的理論也幾乎口徑一致地滿足了工廠社會(factory society)的需要，例如：1855年，距離林奈《大自然的組織法則》這篇論文發表一百年之後，歐本克 (Thomas Ewbank) 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世界大工廠》(The World a Workshop) 的作品，書中描述到：「地球和它所生產的產品是為了要能夠符合化學工程或機械工程上的開發與應用，並以此作為人類發展的基礎。」
以上所描述在十八世紀三個主流自然觀及其底下暗潮洶湧的支流，對於近代生態運動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是我們要了解今天的生態理論時不能不知道的歷史背景。接下來，我們將繼續探討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潮與生態運動的關係。
原載於＜台灣教會公報＞2489期1999年 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