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馬太福音9:35-38～
「如果你多方的傳揚福音，但絕口不談特別屬於你那時代的問題，那麼，你便完全沒有傳揚福音。」 ～馬丁路德～
從馬太福音9章35節的記載，我們看到主耶穌所做的三件事：「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以及「醫治各樣的病症」，這正好就是代表著教會的三個使命：宗教教育、傳福音、以及醫治的事工。經文又記載，主耶穌走遍各城各鄉時，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這些人「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當教會在從事各種事工時，我們必須先「看見」人的困苦流離、「憐憫」他們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的處境。
時代的苦難
台灣自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曾經使許多人喪生、入獄、或逃亡海外。1950年代以來，由於歷經土地改革以及工業化、都市化的快速發展，更有大批的人，從山鄉、農村，或自願或被迫的遷徙到都市，成為都市的邊緣人，或為生活奔波的都市中下階層。這一波又一波的民眾流離史，其背後的一個共同主題，即是與「土地」的背離。不論是在海外或在他鄉，人一旦失去了與土地的聯繫，他便在精神上脫離了原生的文化臍帶與共同的集體記憶。
1970年代，由於國家政策的偏頗以及資本主義惡質化發展，導致農村凋敝、勞工困頓以及生態環境被肆意污染破壞，於是，在文學上引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開始了戰後第一波對於自己鄉土的關懷。隨著民主化的潮流以及抗議運動的勃興，1980年代又展開另一波回歸本土的浪潮，重新了解台灣社會與文化的關懷意識也被喚醒。在這同時，1980年代以來，政府假借「技術專業理性」為名而遂行國民黨政權獨裁特質之實，台灣的經濟進入再結構的階段，以更具多樣化和更精巧的策略，再次向已經殘破的農村進軍，我們可以看到在許多巨大的公共工程建設背後貪得無厭的資本家的私慾。
困境中的祭壇
我既不是專業的神學工作者，在教會裡也只有主日學學生家長的身分而已，但是，我卻因為全時間投入全職媽媽的角色中，而得以與周遭的人群共同經歷到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苦難：日常生活中污濁的空氣，農藥、化學肥料、重金屬污染的食物，使得所有人的健康飽受威脅；扭曲的教育制度與混淆的價值觀挑戰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導；工業化與商業化的社會發展，使我們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時間內，被迫要不斷地嘗試去適應由傳統走向現代的各種急劇變遷；長久與土地的疏離，更使得我們在精神生活上日益貧薄空洞飄浮無根。當我閱讀《台灣綠色傳奇》時，第一次接觸到記錄台灣自然生態的滄桑史實，一邊讀一邊熱淚盈眶。我終於知道，這個島嶼的苦難，不只是來自政治因素，更是文化因素；而島上受苦的生靈，也不只是人類，山林中雄偉挺拔的檜木扁柏、草原上奔馳的梅花鹿、溪流中的魚蝦、深谷中的花鳥蟲蝶──，沒有一樣能夠倖免。
在飽受困擾之後，便與一群和我一樣受困擾的弟兄姊妹在1992年成立「台灣生態神學中心」。我們希望能夠以敬畏上主、愛人如己、厚待眾生百物為前題，透過推廣整全的生態環境教育來落實公義、憐憫、謙卑、與上帝同行的信仰，結合環境再造的社會需求與心靈重建的福音使命於生態關懷的實踐中。我們深信，一個社會的自然生態環境就像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那個社會的人文生態，因此，我們構思整全的生態環境教育的內涵，包括：1) 建立具生態視野的信仰架構；2) 認識全球性與地區性的環境問題；3) 傳遞生活環保與自然保育的理念；4) 推廣簡樸生活的思考與實踐；5) 推動土地倫理的探討與實踐；6) 鼓勵共同參與、討論及付諸實踐等六大項目。
從信仰出發來參與生態關懷便成為我們獻身的祭壇，為了能夠更有效地全面推廣生態關懷的理念和行動，我們更於1998年正式成為立案的民間團體「生態關懷者協會」，並以「探討土地倫理」、「追求生態公義」、「落實簡樸生活」作為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教會界面臨的挑戰
台灣教會曾經向社會宣告：「耶穌是現代人的希望」。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現代人的絕望是什麼，我們的宣告就失去意義。我們對於現代人的困境是否能夠感同身受，因而產生惻隱之心，並願意與受苦的群眾一同站立？
美國科學界曾經有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西方社會）比較常參與教會聚會的人，通常對於環境方面的問題比較無知。」我雖然沒有對台灣的教會界作過研究，但從我將近十年來所接觸的教會人士所作的觀察，結論似乎是沒什麼兩樣。七十年代初期，薛華（Francis Schaeffer）在《污染與人的死亡──基督教的生態觀》裡，語重心長地警告教會界：「當教會錯過搶救地球的機會時，我們同時也錯失向廿世紀的人傳福音的機會，而這也正是教會在我們這世代裡顯得無足輕重，軟弱無能的主要原因。」馬丁路德所說：「如果你多方的傳揚福音，但絕口不談特別屬於你那時代的問題，那麼，你便完全沒有傳揚福音。」是否正好印証了上述的兩段話？
在《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書中，路德宗神學家芮穆森（Larry Rasmussen）說：「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都必須以側耳聆聽人類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作為起點。」他又說：「憐憫（一同受苦）是基督徒倫理的主要德行，而團結（一同站立）則成為主要的途徑。」香港中國神學院副院長余達心牧師也曾經指出：「神學不是建構意識形態的遊戲，也不是建構圓教體系的文化工程。神學的視野與動力，乃在於人陷溺的痛苦。神學工作者一定要對人的失喪、文化的墮陷、生活的困境等有所感觸，甚至有激情，才能發揮其神學工作的積極功效。」這些主內前輩的教導，實在可以成為我們參與生態關懷時最好的提醒。
我們裝備好了嗎？
自一九九七年長老會總會設立每年六月第一個主日為環境紀念主日以來，至今已經進入第四屆了。然而，當政治上的判斷永遠只有「台灣獨立」這個符號時，台灣環境持續惡化的趨勢也就不可能引起教會界真誠的關切。如今，在政治上已經完成政權和平轉移的此刻，台灣的社會將要何去何從？民間團體（包括教會相關團體）又該如何建立其可以永續發展的集體意識與力量？教會界／神學界在整個台灣社會面臨一個全新的、未知的、開放的、充滿挑戰的未來，我們有什麼願景？我們裝備好自己了嗎？
在公元2000年的環境紀念主日，讓我們全體教會學習從主耶穌所立下的典範來實踐生態關懷的行動：在教會的宗教教育事工當中納入生態文史的課程， 使我們的會友不再疏離於生養我們的這片土地；
以實際的行動共同參與捍衛家園（如：拒絕核電）及醫治受傷的大地（如：搶救山林）的行動；以憐憫的心來傾聽人民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並以溫柔的態度來安慰破碎的心靈及復育傷痕累累的大地，讓現代人在我們流露出柔和謙卑的生命時感受到福音的大能。
「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這正是今天生態關懷事工的寫照，我們懇切地祈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收割莊稼。您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呼召？
原載於＜台灣教會公報＞2518期2000年6月4日
附：環境運動簡史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世界各國為擺脫戰爭的陰影，使盡全力發展工商業，於是，四○年代末期，消費時代正式走入人類歷史的舞台。台灣在經歷所謂「經濟奇蹟」之後，由於欠缺深厚的抗衡文化的反省，暴發戶式的消費風氣遂成為社會的主流，造成人心腐蝕，社會日益沈淪的惡果。
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女士出版《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指出濫用農藥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傷害，啟動全球環境意識的覺醒。
1967年，美國歷史學家林懷特（Lynn White, Jr.）在Science (10 March 1967)期刊上發表「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將生態危機歸罪於基督教傳統中轄制自然的態度，引發西方學術界許多的反省與討論。林俊義教授指出：「該文的出現，是環境運動走向深層化的一個轉捩點。」
1970年，美國發起地球日運動，因他們發現，只有污染防治或自然保育並不能解決環境問題，我們勢必面對價值觀、政策抉擇、生活態度等方面的變革，之後每年4月22日定為「地球日」。環境運動史《大自然的權力》（The Rights of Nature）作者納許（Roderick Nash）更指出：「林懷特不是要摧毀基督教，而是期待教會的改革。他真正的用意是要我們知道，既然環境問題的根源來自信仰中的觀念，因此，若要真正解決環境問題，一定要從信仰觀念的反省入手。他的歷史知識使他相信：『信仰所帶出的價值觀是文化及社會改革的原動力』。」
1972年，聯合國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環境問題逐漸成為全球性的政治議題。
台灣的環境運動萌芽於1970年代中期，由於本土民主運動的興起與戒嚴的解除，環境運動因此快速成長。1987年中央政府設立「行政院環保署」之外，包括環保聯盟、主婦聯盟等許多重要的民間環保團體也在同一年紛紛成立。隨後，更因社會民主化的進展，環境運動也從群眾運動的路線，發展到立法院遊說和深入社區生活與教育體制的多元化社會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