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Vandana Shiva談生態女性主義與「種子不合作運動」
印度生態女性主義運動者Vandana Shiva
Vandana Shiva為著名的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同時也是一位社會運動者。她在70年代時參與印度的Chipko抱樹運動，目前致力於反WTO運動。從她主要著作《生物剽竊：自然及知識的掠奪》(Biopiracy: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可以能知：
(一)Shiva回顧歷史說明人類（父權）對生態的破壞：
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起，歐洲白人展開一系列的海外冒險，夾雜基督教救世的觀念，以此進行殖民策略的第一步，對被殖民者及其土地展開一系列的掌控及剝削。到20世紀，西方強權國家協議出GATT（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將殖民概念轉向另一階段，從原本拯救未開化的人的任務，換成將所有人類帶入資本及世界經濟市場的義務，把被殖民者視為自然的一部分，發展出一套控制目標生命（人、動物、大自然）的生物科技，並抹煞其人權及自由的本質。
(二) Shiva並說明西方的政治傳統，從人權及自由的萌芽的階段，就否定了自然資源應為全人類所共享的原則：
如西方人權觀點的先驅者洛克（John Locke）所說的「自由」及「人權」，是建立在佔有資本及私人財產的前提下，卻無視這些私人財產是由勞力及自然資源構成，並將農人重新擁有其土地的要求視為一種偷竊的行為。
這種霸佔自然資源的概念一直影響到現在，且可從基因工程、基因改造的科技看出其加劇的現象。當今西方企業研發出的基因工程，將過去對被殖民者身體及殖民地自然資源的外在控制權，滲透到生物體內最微小的「基因」控制權，把所有生命改變成西方強權設定及希望的樣貌，再用「專利權」的方式合法化該過程；而Shiva的目標便是對抗西方企業，從他們手中奪回基於各個土地生態下生物能自由生存的自主權，進而回到自然中的生物應有的多樣性及生態平衡。
自然及知識掠奪──生物剽竊
Shiva將這個重大的生態轉折歸咎到GATT中的TRIP（Agreement on Oil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權協議）。指出該協議賦予西方公司研發的生物科技專利權，掌控了全球所有人類及動物的基本生存。該協議名稱雖為「智慧財產權」，但卻在商業考量下，使得某些少數公司主導市場，讓其他公司無法進入市場；另外，商業利益也影響到學術研究，導致實驗室裡的科學研究少了團隊討論的機會，也導致某些學術因缺乏商業利益而成為冷門項目，錯失生態循環中許多重要環節的研究。
在這個浪潮之下，產生了兩個層次的普遍化觀點；第一層是把人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對人類生存有用的生物便可留下來當作工具使用，反之，沒有用的生物就應該被消滅。另二層觀點是抹煞包括人類的各種生物的生存行為，只重視這些生命的內部基因。把這兩個層次更廣泛化，並帶入生命專利權的概念，變成了當今許多支持TRIP的大企業基本的操作原則。因此，Shiva說明了TRIP最為人詬病的幾大原因：
(一)智慧財產權讓大企業為了創造最大利潤，有機會將全球生物的物種單一化。
(二)智慧財產權利用生物科技的專利權，大量增加化學污染。企業培育出許多利於種植，且具有抗農藥、抗除草劑特性的作物品種，增加使用化學藥劑的機會。
(三)基因工程研發出的基因改造作物破壞生態平衡。
(四)專利權使得大企業認為既然生命可以被製造，也就是可被擁有的財產專利，故影響到各生命的自主權，具有嚴重的道德問題。
(五)智慧財產權抹煞了各地域擁有其生物多樣性的自主權，且破壞各地的生物多樣性；該情況以第三世界國家最嚴重，造成當地糧食生產及糧食自主權問題。
當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作物受外國企業的大量生產契約控制時，一旦出現某種疾病或害蟲，將導致所有作物死亡，並造成當地居民的糧食生產減少，甚至引發飢荒問題；相對於基於當地自然條件的生態體系，當新的疾病或害蟲出現時，原本的體系可以自然出現另種與之抗衡的生物，達到生態平衡。Shiva將生態的觀點延伸到現實社會中，指出各種族群、區域的異質性皆為原有的，而政治的中心化控制手段往往因為需要將個別群體同質化，造成無數的暴力及戰爭。這種國家的極權暴力在當今全球化的壓力下更顯嚴重。
世界的同一化是為了遵守某些特定階級、種族或性別等的需求，不是讓各個群體都能有自治的權利，因此異質性成為戰爭的合理理由。她把全球化浪潮分為三階段；殖民主義時期、強調西方式發展的後殖民主義時期、全球自由貿易訂定時期。在這三個階段，被壓迫的國家或群體一再面臨和傳統的種種斷裂，故Shiva提倡尋回自身的責任及角色，並了解異質性不是製造爭端和衝突的始作俑者；而是再次將異質性與和平做連結，持續在各自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態等條件下生存。
被竊的收成
Shiva的另一本書《被竊的收成》(The Stolen Harvest-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延續上一本著作，則更加撻閥西方企業對印度的農作生產過程肆無忌憚的控制，並將中間的運作過程做更詳細的說明。她指出西方企業總是以「提高產量、消除饑饉」的說法來彰顯自己的人道關懷，但實質上只是在做更進一步的剝削，不只破壞地球生態，也讓無辜的農漁民遭受飢餓的傷害。
Shiva以「生命科學公司」-孟山都(Monsanto)為例，說明他們以基改作物申請專利權，使得農人私下保有或交換種子的行為都可以被控侵權。他們的工業生產模式消耗了大量的水資源，使得印度人常常為旱災缺水所苦，且不斷開發可以抗農藥或除草劑的農作物，也因此增加了化學藥劑的使用量，形成惡性循環。
另外，雖然沒有實際的科學證明基改作物會影響人體健康，但她仍然說明其中的高危險性。比方說西方公司培植出一些較矮小的作物品種以提高生產量，這種做法讓用來生長莖或葉的養分轉移到種子裡，進而被人們食用；但另一方面，這種方式抑制莖或葉將其養分回歸到土壤以產生有機物質，或減少牛隻可以食用的秣草養分。所謂「被竊取的收成」就是指這種操控；農漁民聽信西方企業說法，以為可以增加作物產量，卻將人民及自然生態應共享的資源及自主權送到西方企業的口袋中，最後只剩下符合商品流通模式的農產品，得利的永遠是那些西方企業。
本書最後一章也提到因應這個不公義的浪潮而生的解決之道，包括對抗全球化霸權的幾個國際聯盟，及她自己親身參與，在1982年成立的「科學、科技及生態基金會」(Research Foundation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logy)。該基金會推動保存種子，及提倡生物多樣性，以此復育土地生命，也希望能藉由該運動將社區文化與土地做更緊密的結合；她認為這不只是一個新的視野，也是另個實踐及運動改革的可能。
印度的「種子不合作運動」
Shiva將生物多樣性連接到文化面，提到在了解各種生物在各種自然條件下的生存模式後，可擴及到在各地區保存其生態平衡的概念，認同各種生物的生存角色及彼此的依賴性，並繼續拓展到尊重各地區的社群及文化。藉此，人類將逐漸發現自身的不足，減少對其他生物的宰制。
她提及了一個在印度的例子——印度的「種子不合作運動」(Seed Satyagraha)。1993年，為了抵抗GATT，該運動提出「自治是我們天生被賦予的權利」（Self-rule is our birthright），並回溯到甘地過去在「不合作運動」中倡導的swadeshi。該字彙代表所有人在被壓迫時都有爭取自由的權力，且是一個和平的中心價值。此外，「種子不合作運動」也建立了社區種子銀行，加強農人的種子供應，也為尋求適合各地的農業狀況找到解決方式。Shiva認為種子雖然體積小，但它的多樣性代表生存的自由，且是每個農人的共有資產。這個運動從種子出發，帶到生態平衡，並在其中找到社會正義、和平及民主的意義。
Shiva在今年(2007年)四月發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小農；為了糧食安全、生存安全、和平及民主」(India Needs Her Small Farmers for Food Security, Livelihood Security, Peace and Democracy)，裡面提出許多農民自有的小農場及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的效益比較。許多數據顯示，小農場因其利用自然生態循環模式，所以生產力比大農場高，而大農場雖然表面上效率及產量高出許多，但需要許多外在的資源，如水、電、石化燃料等等，其生產力較小。
然而，目前印度執政當局需要集中管理農地，威脅許多小農的生存，包括15萬的農人自殺案例，及在印度Nandigram幾十位農民因抵抗當地的特別經貿區，所發動的一系列爭取土地權的抗爭，最後卻以國家的暴力鎮壓和屠殺收場，震撼了印度社會。Shiva希望這些事件能喚起大眾對在地生存權的重視，並期望2008年印度大選選出的新政府能面對並解決農業問題，否則將會付出更高的成本及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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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一詞第一次出現在1974年法國女作家弗朗莎斯‧德布克(Francois d’Eaubonne)所著的《女性主義或者死亡》(Feminism or Death)。 而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在1980到1990年代漸漸成形，主要的代表性人物有麥爾斯（Maria Mies）、席媧（Vandana Shiva）、莎雷（Ariel Salleh）、尬德（Greta Gaard）、菩朗伍德（Val Plumwood）、史德娟（Noel Sturgeon）和瓦蘭（Karren Warren）等。她們的理論基於資本主義的擴張之下，不僅僅將資本主義與父權結構做連結，也將其造成的生態破壞與女性在社會及自然中的角色緊扣在一起，試圖從中提出一套女性與男性的非對立、非暴力的結構關係。 生態女性主義可回溯到17世紀科學革命及啟蒙運動現代性浪潮的過程中理性的發展。當歐洲人發現宇宙運轉的中心不再是地球時，不僅改變了人類對宇宙圖像，也推翻過去西方亞里斯多德的經驗式觀察思維，科學家們開始將思考模式轉向柏拉圖的觀念論，朝向工具理性的發展，強調理性至上的客觀科學。而在二次大戰後西方哲學家們看到戰爭的浩劫，開始反省的現代性危機，認為深植於西方的「理性至上」，事實上是希望利用人類發明的量化科學，以操控大自然的不可測性。而其中因現代性發展所生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也是在這個架構下，展開對社會及自然無止盡的掠奪及剝削。 從生態女性主義來看資本主義中大量生產的醜陋，就像生產者只希望能製造出最大的利潤，從來不考慮製造出來的商品是會帶來環境汙染，或對消費者身體的傷害；但消費者總是希望自己購買的商品不會對自身的健康有不好的影響，因此製造出生產和消費間的巨大鴻溝。也因此，生態女性主義發現女性與大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她們從遠古的歷史中找到過去希臘文明中，看到女性被當作一個孕育生命的女神象徵，試圖從實際的保育運動重新找到女性應有的定位，包括非洲肯亞的綠帶運動，反對西方商人強佔當地土地造成沙漠化，及印度的Chipko抱樹運動，反對西方財團在當地大量種植可獲得高利潤的樹木而破壞原始森林等等。另外，也有女性組織將此觀念拓展到新的生產與消費架構，提倡安全不受污染的食物，及透明化的生產消費網絡。 參考資料：顧燕翎所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一書，1996年由女書文化出版。 |
※本文與綠色陣線協會合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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