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全球性的生態衰退｜B. 直接與間接原因｜C. 永續未來可能無法實現｜D. 即刻展開合作
A. 自然生態以及生態系勞務，包含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和服務，正面臨全球性地衰退。
A1. 人類生命的延續和生活的品質仰賴生態。在生態系統提供給人類的諸多服務中，大部分無法完全被取代，一部分則屬完全無可取代。
自然生態扮演的關鍵角色體現在食物、飼料、能源、醫藥、基因資源、滿足人類物質上攸關健康福祉所需、使文化得以延續。例如，有20億人口依靠木材燃料來滿足基本的能源需求，估計有40億人口依靠草藥來滿足醫療需求，還有70%治療癌症的藥物是萃取自自然資源，或是啟發自自然的合成成分。大自然，透過其生態的、演化的歷程，確保良好的空氣、乾淨的水和土壤資源，人類得以維生之餘，也進一步分享水源、調節氣候、提供授粉及蟲害控制、減緩自然災害的衝擊。例如，全球糧食作物種類的75%以上，包括水果、蔬菜，甚至是咖啡、可可、杏仁等重要經濟作物，都仰賴授粉者。
海洋和陸域生態系是人為碳排放的唯一去處，每年吸收量達56億噸（約是全球人為碳排放的60%）。生態系統在每一個面向上支撐著人類健康，在生活品質的非物質層面上——靈感、學習、身心靈感官與支持認同，也貢獻良多，即使聚合後的總體價值難以量化，這些面向毋庸置疑的是人們生活品質的核心，並攸關文化的完整性。
A2. 生態系統提供人類的服務，在不同地方、社會上的不同部門有時是不均的。在運用這些價值的時候，亦常見權衡取捨（trade-offs）。
人類共同生產（co-production）並利用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或衍生出好處，或衍生出沈重的負荷，依據不同的社會團體、國家和地區而有所不同。
在眾多的生態系統服務中側重某一個價值，例如糧食生產，可能導致生態系的改變、其他價值相對減少。部分改變會使一部分人受益，但是是建立在他者的福祉上，特別是那些最為脆弱的人們，科技和體制也有可能因此需要改變來因應。例如，雖然今日的糧食生產已足夠餵飽全世界，全球仍有約11%的人口營養不良，飲食相關疾病導致20%的早發性死亡，死因可能是營養不良或肥胖。
這樣的事情正在發生，我們還要再擴大糧食、飼料、纖維和生質能源的生產，並犧牲其他更多生態價值所能造就的生活福祉，例如空氣、水質、氣候調節和棲地的供給。另一個真實存在的是生態服務的綜合效應，例如提升土壤品質的永續農法，既可增加產量又能強化其他的生態功能與服務，像是碳吸收和水質調節。
A3. 1970年代起，農業生產趨勢、漁業、生質能源的產量顯著增加，然而，本報告評估的18項生態系價值中就有14項正在衰退，這些價值多屬提供調節、非物質性的價值。
農業作物生產價值（2016年達2.6兆美元）自1970年以來成長大約三倍，原木砍伐量成長45%，在2017年達到40億立方公噸，可以讓林業部門提供1320萬個工作機會。然而，具調節作用的生態價值指標中，例如土壤有機炭和授粉者的多樣性都下降了，這意味著更多物質層面的價值與更不永續兩者劃上等號。目前，全球陸域生產力因土地劣化下降了23%，每年價值2350億至5770億元的全球糧食生產，也因為面臨授粉者喪失而岌岌可危。除此之外，居住在100年防洪保護標準以下的1億至3億人口，他們的生命財產正飽受威脅，因為海岸棲地和珊瑚礁喪失導致海岸防護能力下降，提高洪水和颱風的風險。
A4. 自然生態在多種人為因素下的改變非常顯著，世界各地皆然。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各項主要指標都指向快速衰退。
75%的地表明顯改變、66%的海洋正遭逢日益嚴峻的累積性影響、超過85%的濕地流失。儘管森林流失的速度自2000年以來減緩了下來，但成效區域不均。多數熱帶地區生物多樣性最豐富，卻有3200萬公頃的原始林或復育森林在2010至2015年間流失。部分國家的熱帶和亞熱帶森林面積增加，全球的溫帶林和針葉林也是如此。
森林的面積增加可歸因於一系列的行動，從復育國有森林到單一栽培耕種，但這樣的結果對生物多樣性及生態價值來說可說非常不同。自1870年代起，地球大約喪失了一半的活珊瑚覆蓋率，最近十幾年又因氣候變遷的緣故流失得更快。大部分的主要陸域生物相，原生物種平均豐富度下跌至少20%，影響生態系與生態系統提供的價值。1900年起便可觀察到上述現象，今後可能會加速衰退。而在特有物種、生物多樣性高度豐富的地區，外來入侵種的影響是普遍且嚴重的。
A5. 人為活動威脅物種走向全球滅絕的程度前所未見。
本報告評估的動植物族群中，平均約有25%的受脅物種，代表有約100萬種物種已經面臨滅絕，多數會在十幾年內發生，除非我們立即採取行動，針對生物多樣性流失的主因去減緩。如果不立即行動，全球性的物種滅絕還會更加速，而我們目前正面臨著較過去1000萬年以來物種滅絕速度的十幾倍、數百倍增長。
A6. 在全球尺度上，家畜、作物的品種多樣性和在地化正在消失，多樣性的喪失，包含基因多樣性喪失在內，大幅損害農業系統抵禦害蟲、病原和氣候變遷的韌性，嚴重威脅全球糧食安全。
世界各地的動物、植物，儘管不乏在地社群，特別是原住民的努力，可供種植、培育、交易與延續的品種仍越來越少。6190種為了農業和食用畜養的哺乳類動物當中，到了2016年已有559種（9%以上）瀕臨滅絕。除此之外，許多農作物的野生近緣種對於長期食物安全非常重要，也缺乏有效的保護，這些家畜、家禽的野生近緣物種的保育狀態也是越來越糟。農作物（包括野生近緣種）和畜養品種的多樣性下降，顯示出農業生態系統更加缺乏韌性，以抵抗未來的氣候變遷、蟲害和生物病原災害。
A7. 不管是由人類管理還是野生的系統，生物社群彼此之間的相似度越來越高，各地皆然。
人為介入導致在地生物多樣性喪失，包括特有種、生態系統功能和生態勞務。
A8. 人為導致的生態改變快速地影響了演化——如此快速，以致於數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就顯現出後果。這個後果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而言可能有好有壞，但必然會替物種永續性、生態系統功能和生態系勞務埋下一顆不確定性的種子。
在生態變遷這個議題上，生物演化的了解和監測，以及讓決策者充分知曉，兩者一樣重要。如此一來，永續管理策略有望能夠影響演化軌跡，進一步保護受脅物種、減少「不受歡迎物種」（unwanted species，例如雜草、害蟲或病原）對人類生活的衝擊。
許多物種的地理分佈和族群大小都在大幅度衰退，這明確地告訴我們，儘管演化面對人為影響因子的反應如此快速，相對應的減緩幅度還遠遠不足夠。
B. 過去50年間，改變生態的直接和間接驅力呈現加速
B1. 自1970年以來，陸地／淡水生態系統的土地利用變化對生態的負面影響相對最嚴重，其次是直接且過度利用野生物（direct exploitation of organisms），以採收、伐林、狩獵和漁撈為主要形式。而海洋生態系統也是以直接且過度利用野生物（主要是漁撈）為相對最嚴重的負面影響，其次是土地與海洋利用變遷（changes in land and sea use）。
農業擴張是土地利用變化最普遍的形式，超過1/3的地表面積用於農業種植和畜牧業——再加上自1992年以來，城市面積翻倍、人口和消費需求增長導致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擴張，讓森林（大部分是熱帶雨林的老齡林）、濕地和草原成為最大的犧牲者。
淡水生態系也遭遇一連串與土地利用改變有關的威脅，包括水資源過度抽取、剝削、污染、氣候變遷和外來入侵物種。影響所及相當普遍；人類活動對海洋也產生了巨大而廣泛的影響，包括資源的直接開採，特別是過度捕撈魚類、貝類和其他生物，以及陸地和海洋污染，包括來自河流網絡，以及土地／海洋的利用變遷，例如沿海基礎設施與水產養殖的開發。
B2. 氣候變遷是衝擊自然和人類福祉的直接因素，且正在逐漸加重。
人類造成的暖化效果，大約讓地球2017年的溫度比工業革命前升溫1°C，而過去30年來平均每十年增溫0.2°C。極端氣候與伴隨而來的旱澇火災，頻率和強度在50年來逐漸增加，全球海平面從1900年以來平均升高16~21公分，大約每20年升高0.3公分。
這些變化對生物多樣性的各個面向造成普遍的衝擊，包括物種分布、物候、族群動態、群聚結構和生態系功能。根據監測資料，不論是在陸域、海域和淡水生態系，這樣的影響正在加速，並對農業、水產養殖、漁業和其他仰賴自然的產業造成衝擊。而不論在海中的珊瑚礁、極地和熱帶大草原，都可見到氣候變遷加上土地與海域利用方式改變、天然資源過度開採、污染、外來入侵種等綜合因素，讓自然承受了更重的壓力。
B3. 各種型態的污染和入侵種問題持續增加，對自然形成負面衝擊。
儘管全球性的趨勢是綜合各種因素而成，但某些地區的空氣、水和土污染持續惡化。特別是海洋塑膠污染嚴重度是1980年的十倍，影響至少267種物種，包過86%的海龜、44%海鳥、43%海洋哺乳動物物種。這問題會隨著食物鏈影響人類。溫室氣體、未處理的城鄉垃圾、工礦業和農耕活動排出的污染物、石油外洩、有毒物質傾倒等問題，對土壤、淡水、海水水質和全球大氣造成嚴重的問題。伴隨著人類貿易活動與移動更頻繁，入侵種紀錄從1980年以來增加了40%；將近1/5地表面臨入侵種動植物的危害，原生生態系和以及人類仰賴自然的服務，包括經濟和公共衛生層面都受到損害。而新的入侵種增加速度比以往更快，看不到減緩的跡象。
B4. 50年來，世界人口翻倍、經濟活動成長4倍、貿易活動成長10倍，人類對能源和物資的需求也相應增加。
多方面的經濟、政治、社會因素，包括全球貿易或活動、生產與消費空間脫鉤的趨勢，帶來了新的經濟機會，卻也影響了自然生態。各項原物料（食物、飼料、木材和纖維等）的消費水準變動極大，而取得原物料的管道並不均衡，連帶影響了公平性與社會衝突。經濟交換活動對總體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卻也通常是權力不對等的競逐者角力的結果，連帶影響了經濟利益和長期後果的分配結構。經濟成長伴隨的自然環境惡化後果，每個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著不同比例的承擔。自然對人類的惠益，並非均衡的分配，某部分人們甚至被排除在外、或所得甚微；再加上其他各式因素的綜合效果，可能是社會動盪和衝突的來源。而武裝衝突不僅造成人們流離失所等社會動盪，對生態系有更是惡性的衝擊。
B5. 經濟利益通常驅使經濟擴張，不利環境保育和復育。已有案例顯示，若能在經濟利益的設計中，將生態系功能和自然服務的多元價值納入考量，則能帶來生態、經濟與社會三方面的最佳結果。
在地方、國家、區域和全球治理上，透過政策支持、創新、移除有害環境的補貼、導入符合自然價值的誘因、促進土地與海域永續經營管理、執法等措施，已有正面的效果出現。在農林漁牧業、礦業、能源業領域，有害的經濟誘因與政策，通常造成不永續的土地與海域利用方式改變、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無效率的生產和浪費等問題。既得利益者可能會抗拒新政策，抵制移除補貼，但為了改善環境問題的政策改革，是帶來自然保育和經濟利益雙贏的做法——特別是，如果制定過程，能促成對自然多元價值的理解。
B6. 全世界至少1/4土地是由原住民族和在地生社區持有或經營，但這類土地的自然環境，也正承擔著與日俱增的壓力。一般而言，原住民土地的惡化速度比其他地方還要慢，但還是在惡化，包括土地經營的知識也是。
這類型傳統領域大約有35%已正式劃設保護區，也大約有35%屬於人跡罕至的地區；此外，則有著各式各樣的活動，包括農林漁牧和狩獵等。由原住民和在地社區所發展和使用的地方指標來看，有72%的指標曲線是走向負面的，意味著支持在地生計和福祉的自然環境走向惡化。這些地區面對的問題越來越多，如資源採集、商品製造、採礦、交通和能源設施開發，對在地社區的生計和公共衛生帶來不同程度的後果。
部分氣候變遷減緩計畫反而對原住民和在地社區有不良影響，造成在地生計來源消失、污染、水資源安全受威脅，例如森林砍伐破壞，濕地流失、開礦、不永續農林漁業的擴張。此外，影響所及還包括土地經營管理的傳統、原住民傳統知識傳承、土地使用惠益分享、永續經營和保育能力、生物多樣性等。
C. 當前的路徑無法達成保育和永續利用自然的目標，唯有從經濟、社會、政治和技術各層面轉型，才能達成2030年與之後的目標。
C1. 儘管政策已有所回應，自然保育和永續經營的行動已有所進展，相較於什麼都不做，已有正面的成果；然而，這還不足以擋下惡化自然環境的直接和間接驅力，因此，我們可能無法達成愛知目標設立的2020年目標。
某些愛知目標可能可以達成了一部份；例如和政策回應有關的——擴展陸域和海洋保護區範圍，辨認入侵物種並確立防治優先順序，制定《名古屋獲取和惠益分享議定書》國家級法律和行動方案等等。然而，儘管陸域和淡水保護區已達15%、海洋保護區已達7%，它們僅涵蓋了一部分的生物多樣性熱點，也未涵蓋所有類型的生態系，遑論有效而公正的經營管理。生物多樣性公約獲得的官方支持已有大幅增加，全球環境基金（GEF）提供的資金也是（生物多樣性目標相關的資金挹注達每年87億美元）；然而，各方動員的結果仍不足以達成愛知目標。除了愛知目標，其他和自然、環境保護相關的六項全球性協議，只有1/5的政策目標達標──由各國納入政策和追蹤；甚至還有1/3的目標不僅沒有進展、還可能是倒退。
C2. 生物多樣性的狀態是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關鍵。然而，考量永續發展目標為具整合性、不可分割，且由國家為單位落實的目標，目前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的負面趨勢將影響永續發展目標中80％細項目標（44個中的35個）的進展，這些目標與貧窮、飢餓、健康、水資源、城市、氣候、海洋和陸地有關（永續發展目標1, 2, 3, 6, 11, 13, 14, 15）。
生物多樣性也與其他目標有著重要的正向協同作用，如教育、性別平等、減少不平等與促進和平與正義（永續發展目標4, 5, 10, 16）。土地或資源所有權的不穩定與生物多樣性的劣化，都對女性造成更嚴重，且大多是負面的影響。然而，目前這些目標下的細項目標，在焦點設定與用字上，都對它們與自然的關係模糊其詞或略而不談，因此得以規避這份報告中的評估。未來的政策目標、指標與資料集，亟需更加明確地指陳自然各面向與人類福祉的關聯，以更有效地追蹤自然改變趨勢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為達成和能源、經濟發展、工業與基礎建設、永續消費與生產有關的目標（永續發展目標7, 8, 9, 12），以及與貧窮、食物安全和城市（永續發展目標1, 2, 11）有關的細項目標，所選擇的發展路徑可能會對自然造成顯著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因此也會對於其他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造成影響。
C3. 預期將受全球氣候、生物多樣性、生態系功能與自然惠益變遷影響最嚴重的地區，大多是許多原住民族的居住地，以及世界上最窮困的社群所在地區。
他們的生存、生計和健康十分依賴自然以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因此這些社群不成比例地承受著全球變遷所帶來的打擊。這些負面效應也影響了原住民族和在地社群管理及保育野生和馴養品種之生物多樣性的能力。原住民族和在地社群形成夥伴關係，並納入其他權益關係人的參與，透過共管系統、地方與區域的監測網絡，以及活化和採用在地管理系統等，積極主動地面對挑戰。目前在區域和全球尺度下的情境中，都缺乏對於原住民族與在地社群的觀點和權利的考量，例如他們對區域、生態系統的知識，以及他們所期望的未來發展路徑。
C4. 除了有計入革命性變革的情境之外，受到土地與海洋利用變遷、剝削生物體與氣候變遷等因素加劇之影響，自然、生態系統功能與其他自然惠益的負面趨勢，預期將持續到2050年及以後。
而污染與外來入侵種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有可能加劇此趨勢。關於未來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以及自然對人類的貢獻減少或變化之預測，存在很大的區域差異。這些差異的產生，是由於根據預測，造成變遷的直接與間接因素將以不同的方式對各區域造成影響。在未來預測中，全世界各區域都將面臨生物多樣性更嚴重的劣化，其中，受到氣候變遷、土地利用變遷與過漁等交互作用的影響，熱帶地區尤其將面臨加成的劣化情形。受到暖化、海冰消退與越加嚴重的海洋酸化影響，據預測，極北區、副極帶與極帶的海洋與陸域生物多樣性將下降最多。比起根植於永續性的情境，在消費或是人口上升快速的情境之下，影響幅度與區域差異也更大。即刻且同時針對多重的間接與直接因素而行動，將有潛力放慢、停止或甚至反轉某些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流失的情形。
C5. 根據預測，未來數十年，氣候變遷將成為影響自然與其惠益，越來越重要的直接因素。預測情境顯示，若要達成永續發展目標與「2050年生物多樣性願景」（2050 Vision for Biodiversity），必須要將氣候變遷的影響納入未來目的與目標設定中。
未來數十年，預測氣候變遷將造成越來越顯著的影響，並根據情境與地理區域的不同，連帶產生多樣的相關效應。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造成不利影響，在有些案例中甚至呈現指數型的變化——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功能，隨著全球暖化程度的增加而惡化。
當全球暖化從1.5°C上升到2°C，預測將使得大多數的陸域物種數量嚴重衰減。物種數量的改變會對陸域保護區的物種保育功能形成不利影響、大量減少原生物種的數量，並顯著地增加全球物種滅絕的風險。舉例來說，一篇綜合許多研究的文章估計，在氣溫上升2°C的情況下，有5%的物種承受與氣候相關的滅絕風險，但當氣溫上升到4.3°C的時候，百分比則上升至16%。面對氣候變遷，珊瑚礁的脆弱度更高，且據預測，當氣溫上升1.5°C時，附礁率下降至10-30%，而當氣溫上升至2°C時，附礁率下降到1%以下。因此，預測情境顯示，為了要減少氣候變遷對自然及其惠益的不利影響，將全球暖化升溫限制在2°C以下是很重要的。
D. 即刻展開合作，促成革命性變革，將有可能保育、復育和永續利用生物多樣性，同時達成其他全球性的社會目標
D1. 透過加強國際合作及在地對策連結，全球環境將可受到保護。以科學知識為基礎，回顧及更新廣受同意的環境相關國際目標與細項目標、以及廣泛採納及資助保育、生態復育及所有行動者的永續利用行動，是保全生物多樣性的關鍵。
若要如此廣泛地落實，需要在所有生產部門中（包含礦業、漁業、林業與農業等部門），進一步地促成地方、國家與國際在永續議題上的合作、主流化生物多樣性與永續性，如此一來，個人或集體行動才有可能在全球尺度下，反轉生態系統服務惡化的情形。然而，如果我們忽略了間接因素，沒有做出革命性的變革，那我們針對直接因素做出的改變行動也將宣告無效。{D29, 30}
D2. 五個主要的介入方式（槓桿）可藉由處理造成自然劣化的間接因素，促成革命性變革：（1）補貼與能力建構；（2）跨部門合作；（3）先發制人的行動；（4） 在韌性與不確定性的脈絡下進行決策；（5）環境法及其落實。
運用上述手段將產生如下作用：（1）為了環境責任而發展補貼制度與建立廣泛的量能，並廢除不良的補貼制度；（2）改變各部門的決策方式，以促進部門與司法的整合；（3）為避免、調適和療癒自然劣化情形及其造成的後果，採取先發制人與警戒的行動，管理機構；（4）面對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時，管理韌性的社會和生態系統，以傳遞出在許多種未來情境中都穩若泰山的決策；（5）強化環境法、政策及其落實。這五種手段可能都需要新的資源，特別是對量能較低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BG32}
D3. 若能努力朝以下幾個關鍵點努力，永續的變革將較有可能成功：（1）對於美好生活的願景；（2）消費與浪費的總量；（3）價值和行動；（4） 不平等；（5）保育工作中的正義與包容；（6）外部性和遠距耦合（telecouplings）；（7）科技、創新與投資；以及 （8）教育和知識的產生和分享。
具體而言，以下這些變革是相輔相成的：（1）在不造成物質消費增加的情形下，實現美好生活品質；（2）降低消費與浪費總量，包括在不同脈絡下以不同方式解決人口成長和人均消費問題；（3）解開關於責任感的既定價值束縛，並實現新的永續社會規範，特別是擴展責任感的概念，將消費帶來的影響納入其中；（4）解決不平等，特別是將收入與性別納入考量，這些是會對永續量能造成破壞的因素；（5）確保具包容性的決策、公平公正地分享惠益，以及在做出保育決定時顧及人權；（6）從在地經濟活動到遠端的社會經濟、環境交互影響，例如國際貿易，都能考量自然劣化的情形；（7）確保友善環境的技術與社會創新，並考量潛在的反彈效應與投資制度：（8）促進教育、知識的產製，以及維繫不同知識系統的運作，包含關於自然、保育及永續利用其組成的科學、原住民與在地知識。{BG32}
D4. 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因各自擁有不同的挑戰及需求，轉型的方式與軌跡會有所不同。追求永續發展中，無可避免的會遇到不確定性及複雜性風險，但藉由全盤規畫、不具排他性、資訊公開且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可降低這類風險。
上述管理方式必須顧及社會目標以及不同替代方案所產生的綜合效應及得失，並考量到社會中的各種價值取向、經濟地位、社會不公平、權力失衡以及既得利益者。綜合了預防措施加上既有的最新知識所產生的經驗，往往是風險降低策略的參考對象。這需要利害關係人互相協調跨部門的政策，並制定成功的地方政策工具。
私人企業可以做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公民社會的夥伴；以水資源部門為例，為了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公私夥伴關係就顯得相當重要。有效的政策包含擴大及強化具生態重要地位的區域、建立各保護區之間的保育網絡、守護流域，並提出獎勵及懲罰措施以減少污染。
D5. 了解原住民及在地居民的知識、創新及應用、社會制度及價值，並且讓他們參與環境管理相關事務，一方面能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一方面也有助於自然保育、復育及永續利用，而這些都與整體社會利益密切相關。一般機構及管理系統，加上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共同管理制度會是相當有效率的方式。如此可以保護自然環境及生態系服務，也將地方自治與在地居民智慧相融合。
原住民及在地居民對於永續發展的正面貢獻能夠透過以下方式提升——根據法規自由申請使用國家認可的土地、資源使用權，理解並同意合作改善，願意公平公正的分享使用資源所帶來的好處，並與在地社區共同管理。
D6. 餵飽人類的同時提升自然價值的永續利用和保存，是兩個相輔相成的目標，我們可以透過讓農業、養殖業和畜牧業更為永續來達到，並確保原生種、變種、品種、棲地和生態復育都能保存下來。
具體行動包含永續農法的規廣，例如良好農業規範（GAP）和生態農業；另一方面，多功能性的地景規劃與跨部門整合管理，也可以支持基因多樣性保存，以及相關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兼顧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永續利用的進一步行動包括——適當的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向科學、永續的原民在地法則汲取經驗、減少食物浪費、賦予生產者和消費者改變供應鏈的力量，促進永續且健康的飲食選擇。
即時的生態復育是整合性地景規劃與管理的一環，強調善用原生物種可以抵銷現階段的劣化局面、拯救許多瀕危物種，不過若無法立即施行，效果將打折扣。
D7. 透過各方面的人為介入與協調（涵蓋陸域、淡水、海洋），以及利害關係人之間就開放海域的資源利用的多方協調，我們就可以讓漁業資源、海洋生物與生態系統被永續利用並保護下來。
具體行動包含——生態系為基礎的漁業管理手段、海洋空間規劃、合理的捕撈限額、海洋保護區、保護並管理關鍵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減少污染逕流入海、與生產者和消費者密切合作。
某些方面的能力建構非常重要，諸如最佳漁業管理規範、保育基金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管道提倡、研議新的法律規範工具、落實並強化與負責任漁業有關的公約、「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的漁業行為」（IUU）問題的急迫性，並為了阻止、扭轉、消滅這個問題，採取所有必要手段。
D8. 陸域為主的氣候變遷調適行動可以有效達成保育目標，然而，大規模種植生質能源作物、非屬森林生態系（non-forest ecosystems，NFE）的造林行為，反而會對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勞務帶來副作用。
確定有效且以生態出發的解方估計可在2030年達到37%的氣候變遷減緩效益，一方面滿足2°C的氣候目標，一方面也有助於生物多樣性。因此，在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方面，不只要減少化石燃料和其他工業與農業活動，土地利用管理更是不可或缺。然而，生質能源作物的大規模集中種植，包括單一栽培，取代了天然森林和農場生計，有可能帶來負面的生物多樣性衝擊、包括食物與水的安全、在地社群的生計都受到威脅，也會加劇社會衝突。{BG 25, 38}
D9. 在城市等級的永續發展目標，已能做得到符合成本效益的自然導向解決方案，這對全球永續至關重要。
增加綠色基礎設施和生態導向的做法，不但能促進城市永續發展，也有助於鞏固氣候變遷減緩和調適措施。城市的生物多樣性重點區域應加以保護，方式是引入綠色和藍色基礎設施，例如創造和維護綠地空間、友善生物多樣性的水域、都市農耕、屋頂花園等，在市區、郊區和新開發區，擴大植被覆蓋率。市區中的綠色基礎設施可以連結周邊郊區，連結成大範圍的「灰色基礎設施」──也就是一塊具備防洪、溫度調節、淨化空氣與水質、處理廢水、供給能源、供應在地食材、供市民與自然互動促進健康的區域。
D10. 邁向永續途徑的要素之一，是全球金融與經濟體系的變革，駛離當前受侷限的經濟發展典範，朝全球永續經濟轉向。
這意味著，必須消彌邁向永續發展路徑上的不公平；遏制過度消費和鋪張浪費，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上，都能強調經濟活動造成的外部化環境惡果。這樣的革新可透過一系列的政策和工具組合來達成（例如經濟誘因、認證和表現評量），藉著多邊協議、強化環境監測與評估合作，讓國際間更趨一致的稅制，也是途徑之一。而當前用來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GDP等指標也必須調整，以反映更全面、更長期的經濟表現、生活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