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將行為科學導入政策設計中,並運用最新的電力化、自動化、AI及共享服務等交通科技,就能打造低碳、便利又能符合大眾健康等多方需求的交通模式。
武漢肺炎(COVID-19)對運輸部門的前景,帶來許多不確定性,除了大幅縮減全球的旅運量,也帶來交通行為模式的大轉變。先前各國所提的綠色復甦政策當中,也不乏見到電動車普及、自行車道擴建等手段。但是,交通基礎建設升級後,要怎麼引導人持續性地改變通勤方式呢?
行為改變帶來可觀的減碳潛力 又以交通部門為首
最新一版的《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 2020)報告,特別盤點11種個人生活方式改變所帶來的減碳潛力,其中通勤行為改變就占了大半部,包含3公里內的旅途用步行或腳踏車取代開車、道路交通車速降低7公里/小時,還有以低碳方式取代飛一小時航班。
以符合2050年淨零碳排情境(NZE2050)來看,這些行為改變在2030年能幫助減少20億噸的二氧化碳,更有機會減少最起碼20%以上運輸部門的排放量,對達成氣候目標的貢獻不容小覷。
不過交通行為改變相對困難,理由為何?麻省理工大學運輸倡議行動(MIT Mobility Initiative)主任趙錦華(Jinhua Zhao)認為,人類往往依大腦所感知去下決定,並非是符合現實的最佳選擇。他舉倫敦地鐵為例,研究結果發現,倫敦地鐵系統複雜,加上地圖不是照實際比例畫,僅顯示相對位置,即使通勤族多已實際經歷旅途時間的長短,但乘客們的大腦還是比較信任地圖上所看到的距離和時間,這是資訊影響人類行為的實際案例。
此外,趙錦華也提到,改變都市交通模式,並非只考慮到城市是否具有完善的鐵路、自行車道等基礎設施這麼簡單,還必須考量人們在交通方式的「態度」與「情感」。比如說人們覺得擁有車輛能帶來自豪感(car pride),這是種象徵社會地位的自覺情緒。因此,若要改變交通模式,就必須好好了解行為背後的心理因素。
融入行為科學 悄悄改變校園與城市的交通模式
為了實證,趙錦華另外分享一個麻省理工校園交通政策改革的案例AccessMIT。在這項計畫中,取消原本校園內免費停車的機制,並補助員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結果成功將5%通勤人口,從自行駕車轉移至使用大眾交通,減少停車位的需求,同時也將閒置下來的停車場空間改建成大學宿舍,提升學生與教職員的滿意度。這個例子驗證了改善大眾交通的服務,縮短通勤時間與降低通勤成本,對人們在選擇大眾交通的意願上有正面的幫助。
另一個例子,則是透過市場機制來驅動人們改變交通行為。新加坡因為長久以來面臨地狹人稠的壓力,新加坡政府希望在自然條件限制下,能充分發揮土地資源的交通方式,因此,新加坡政府同步實行嚴格管理交通需求,以及增加供應交通服務的兩大策略,在1990年啟動車輛限額計畫,規定購買新的汽機車前須向陸路交通管理局申請「擁車證」(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而交通管理部門會依照前一年汽車總量,給出每月拍賣擁車證的數量,透過總量控制,並由投標市場來決定擁車證的價格,在通勤成本變高、申請擁車證與競標等行政作業不便的因素下,降低人們對car pride的堅持與買車的意願,便能將大眾推向採用公共運輸工具,有效制止新車數量的增加。
同時,新加坡政府也大力投入公車與輕軌捷運系統的改善,形成無縫接軌式的大眾交通網路,以上這兩項策略,能達成滿足出行便利的需求,同時又能改善交通壅塞與空氣污染的問題,一舉多得!
未來在城市的交通規劃上,若能將行為科學導入政策設計中,並運用最新的電力化、自動化、AI及共享服務等運輸科技,就能打造低碳、便利又能符合大眾健康等多方需求的交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