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的力量－環境哲學(六)

後記：讀者與作者的對話



千禧年10月18日晚上，生態關懷者協會每個月的「土地倫理讀書會」中，多位成員趁機拿著我們正在閱讀的《超越土地倫理》（Beyond the Land Ethic）給作者柯倍德教授簽名，當天，我們便展開了一次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深入對話。



首先，由讀書會帶領人李育青醫師點燃一座代表樹木生命的淺綠色蠟燭，開始一場簡單而莊嚴的慶祝儀式。蠟燭裡面有新生的樹葉與枯老的樹葉，象徵生命過程中永不停息的循環演替。在蠟燭四周，有來自花蓮海邊、南湖大山、和蘭嶼等各個地方的石頭，有樹木的種子，也有象徵動物的小模型。這些，代表了有生命和無生命的整個地球──人類共同的家園。



在帶著祝福的燭火溫煦而持續的微光中，李醫師首先代表所有讀書會成員再次竭誠地歡迎我們的好朋友柯倍德教授回到我們當中，這是他在一年之內第三次應邀來台灣訪問和演講。教授非常親切的告訴我們：「我非常清楚我本人並不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學者，到一個地方演講完了就回家，再也不會和那個地方有太多進一步的關係。由於我已經三次來台灣了，也因著生態關懷者協會的安排，讓我能夠親身體驗台灣豐富的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甚至深刻的感受到一個全新的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嚴峻的挑戰。例如，最近在台灣停建核四的決定已經淪為政客對新政府的控訴，實在是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危機。我非常期待自己能夠對台灣仍處在弱勢的環境運動有實質的幫助。」



接著，李醫師提出第一個問題：「您能否談談是怎麼開始對李奧波土地倫理的探討？」



「在1971年，當我第一次要開一門環境倫理的課時，根本沒有什麼書可以用，那時環境倫理才正要起步。有一個學生借給我一本李奧波的《沙郡年記》，讀完之後，我確知這就是我所要的書。後來，這本書就成為我這門課所有靈感的泉源。



隨著時間過去，許多與環境倫理相關的文章不斷出現，我也一直參與在這個書寫的行列。我的觀點大多受到李奧波書中土地倫理及相關部分的啟發，經過十多年之後，我把所寫的論文收集成《為土地倫理辯護》（In Defense of the Land Ethic）出版（1989）。到那個時候，有些不同的觀點不斷被發展出來，而且越來越精緻。



之後，我一直環繞在土地倫理這個主題上寫作，並繼續以李奧波的土地倫理為核心，再加上哲學背景的論述與轉化，10年之後又出版了《超越土地倫理》（Beyond the Land Ethic, 1999）。」柯倍德教授簡要地回顧30年來的寫作歷程。



第二個問題是：「您寫作兩本書前一個十年與後面十年之間的差別是什麼？」



「在第一個十年裡面，我努力的主要重點在於確定李奧波的立場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環境倫理基礎。由於李奧波本身並不是哲學家，他談論倫理的方法，對於傳統西方哲學學術訓練下多數的哲學家而言，是十分陌生的。因此，他們通常都是表示對李奧波的敬意之後，就回到他們自己的論述。當時我要做的大致可以歸納成下列三個方面，就是：（一）把李奧波的論點放在我的理論中最主要的核心位置；（二）把李奧波的土地倫理納入西方倫理學論述的傳統中，使土地倫理成為能夠被哲學家認可的理論，但是，這與主流哲學界的做法非常不一樣，因此，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三）在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不斷擴展的今天，繼續保持李奧波土地倫理仍然是一個鮮活的理論。」這是《為土地倫理辯護》一書的主要任務。



「至於第二個十年，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這時候，整個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領域已經成為哲學界的新主流，不但各種新的學派不斷出現，更因為有一些爭議性事件發生，例如，有些連李奧波當時也無法想像的事件不斷在各處發生，於是，我也無可避免地要捲入這些爭論當中──不管是出自不同學派的質疑，或來自具體事件的挑戰。參與這些爭論的文章便收集在《超越土地倫理》書中了，而我認為主流哲學界最大的問題基本上因為他們在面對環境問題時，雖然有新的目標，但是卻採用舊的方法，這是很可惜的。環境哲學或環境倫理不可能只是傳統哲學方法的延伸，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路徑（approach），不單在目標上要有基進的變革，在方法上也必須同樣的基進。」



接下來，柯倍德教授很有耐心的回答與會者實際參與環境運動／環境教育時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困難的經驗，使我們再次得到鼓勵。在教授的鼓勵下，我們決定嘗試邀請有同樣興趣的朋友，成立「台灣環境倫理學會」，加入「國際環境倫理學會」，更期待日後能夠持續向教授請教，長期地推動台灣土地倫理與環境哲學的探討和實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