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看日本2012年起始的FIT制度，儘管加快了再生能源的發展，許多巨型太陽能發電廠在剛開始的幾年間飛速擴增，但隨著山坡地濫用與環境問題浮現，已有上百個地方自治體自訂條例限制太陽能於山坡地的開設。
隨著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結束，在新一波的綠電及減碳承諾驅動下，日本如何在當下的太陽能困境中，找到符合全國經濟能源供應，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又可以不利用山坡地架設大量太陽能板，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呢？
山坡利用問題頻繁 太陽能設置減緩
日本太陽能發電裝置量最大的一年為2013年，之後逐年下滑，今年僅剩少部分廠商有意願設置大型的太陽能發電裝置。觀察其中原因，除了居民的抗爭、層出不窮的衍生災害，便是地方自治體回應國家綠能發展政策，在法律許可內設立相關條例與嚴格的審查措施，限制山坡地上架設太陽能板的浮濫現象。
以條例內容區分，共可分為四類。
1. 規範條例 ：
（1）規劃特定保護區域、限制區域，非行政首長同意不能設立。
（2）事業單位避開上述區域，向行政首長申請設置並取得同意。
（3）簽訂協議契約：上述兩項不單只是經過同意即可，事業單位還需行政主導單位需簽訂契約，完成環境影響的評估，並隨時接受行政單位的指導及監督。
（4）廢棄物處理
2. 開發計畫提出時的相關條例
義務化事業單位在開發前，須取得周遭居民的同意，並且完整地將資訊分享給當地民眾，以減緩當地民眾疑慮及設置後風險。
3. 利用現存政策進行限制
以現有的條例及法令，如環境保護、景觀保護等緣由，限制太陽能場址的設立。
4.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不同的自治體有不同嚴格程度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條例，以設置面積或裝置發電量區分，使事業單位必須滿足環境影響的審查後，才能設立太陽能發電場址。
由於上述種種條例的逐漸成形，行政手續的繁雜加上取得許可的困難度大增，大規模的太陽能電廠設置越發困難，隨著地方自治條例的越顯嚴格，太陽能設置量急遽地減少。
FIT時代的結束，FIP時代的來臨
明（2022）年4月日本即將終止FIT制度，改以FIP（Feed-in Premium）依據市場浮動價格再追加補助金的模式取代，以期許電力市場自行調整價格。
FIT是透過日本政府規定的價格，以訂定年契約的方式持續購入再生能源廠商生產的電力，其資金來源就是全民繳納的再生能源稅，時至2021年，每度電費最多繳納3.36日圓，平均每戶每年需多繳納1萬476日圓。歸功於FIT制度，日本目前已經設置1億700萬瓩的再生能源，而實際運轉的設備達到7040萬瓩，此理想發電量約為台灣日常用電量的兩倍之多，為台積電用電量的20倍以上。
由於不同都道縣府的環境不同，所選擇的再生能源發展項目不完全相似，如地熱資源豐富的大分縣就是以地熱為主，主為風力資源的秋田縣等，以及常見的太陽能搭配生質燃料。
日本電力構成與311地震後的影響
風力及太陽能會隨著氣候日照等因素改變發電量，稱為變動型再生能源（Variable renewable energy, VRE），而如水力、升值發電、地熱等就為恆常性的再生能源。當太陽能或風力產量過剩時，須依靠產能抑制裝置限制其電量，而當夜間或是風力不足時，儲備的基載電力就須按照VRE的變動立即產出電量，以保證電力的穩定供給。
以九州地區（約與台灣同等面積）的電力資料為例，電力公司會事先評估再生能源的發電效率，以控制基載電力（火力、核能）的生產量，當發現天氣不佳沒辦法產生足夠太陽能時，立即增加火力發電的能量供給，相對地，當日照狀況良好風力充足時，火力即減少發電量，另當風力或太陽能超出電網負載時，需利用電量抑制設備以控制發電量。台積電即將於九州的熊本縣設置生產據點，穩定的電力供應或許也是他們設置的考量要因。
日本原本是依靠火力及核能的國家，在經歷地震及福島事件後，全國的核能發電量急劇下降，而為了因應能源缺口，火力化石燃料發電成為最急迫的首選。但是當FIT迅速導入彌補電力缺口後，火力發電量也逐漸下滑，來到了十年來的最低點。
理想上，當再生能源逐漸增加，火力的基載電量就可以隨之降低，但在實際發電運作上，火力發電廠仍需要有足夠的發電機組及足夠投料量才能運作，以備即時的電力需求。目前為了改善此問題，九州電力選擇逐步增加LNG天然氣機組，以更靈活的發電方式替換成本逐漸增加的煤炭。
太陽能的快速導入，引發了眾多的環境隱患及居民反彈，但是在總體國家能源尺度上，太陽能是實質的改善了日本的能源結構，減少了核能的依賴及火力發電的需求。在太陽能架設逐步減緩的同時，替代化石燃料的基載發電以保證全國的用電安全，即成為更重要的目標，解決方式除了廣設儲電設備以支援變動型再生能源，提振林業以發展森林生質能源——不受氣象因素影響的生質能源發電，也就成為替代火力發電的主要來源。
增加林業生質能源，替換基載火力發電
目前台灣的基載電力為火力、核能為大宗，在核能式微下，火力發電廠的重要性漸增，但也導致空氣品質的下降。而主要發展的綠電又是以變動型再生能源為主，地熱及水力發電僅佔台灣綠能的19.99％。如果要提升基載電力，發展林業以增進生質能源的使用，可使台灣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同時又不影響台灣用電安全。
以日本為例，水力加上生質燃料的總發電量，占了再生能源的一半以上，在某些月份甚至還高於光電與風電的供電量。其中生質燃料幾乎不會隨著月份有大幅改變，表明了穩定的林業並用於發電，也是綠色能源重要的一環。
台灣目前在核能逐步退役下，綠能最大宗仍只限於太陽能及風力發電，但在環境疑慮未解、可設置場址逐漸減少之下，勢必需要以不同渠道取得再生能源。然而，台灣的主管機關是否有有能力及魄力推動水力發電的機組、重啟林業、增加森林生質能源發電及相關補助政策，將是對台灣2030年階段性減碳目標的重要考驗。
作者
來自嘉義民雄，畢業於中央大學主修太空物理。因為空氣污染問題開始從事環境相關的活動，也曾在廣東及無錫的NIKE及APPLE工廠待了兩年，只為了了解搖籃到搖籃的真實性。目前與妻子及女兒居住在日本高知縣西南區域，從事林業及里山工作。主要目標是推動台灣的林業蛻變，也希望台灣可以有藍天、有大口呼吸的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