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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墨爾本大學王耀麟: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天氣,不是工程調水可以解決的

2022年10月16日
轉載自中外對話;文:蔣亦凡(中外對話資深編輯,多年來從事國際環境與農業議題的研究與傳播,擁有挪威卑爾根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學位。)
在今年夏天破紀錄的熱浪中,長江武漢段出現了河床、灘塗裸露的景象。圖片來源: Ren Yong / Alamy
在今年夏天破紀錄的熱浪中,長江武漢段出現了河床、河灘裸露的景象。圖片來源: Ren Yong / Alamy

今夏,中國遭遇了1961年有完整氣象記錄以來平均強度、影響範圍和持續時間最強的高溫天氣。其中,本處於汛期的長江流域出現了創歷史記錄的大旱。洞庭湖和鄱陽湖水位低於常年同期水位數公尺,流域內多個省份眾多中小河流斷流、水庫乾涸,長江入海口遭遇了罕見的夏季鹹潮入侵。大旱還造成了四川和重慶的嚴重電荒。直至9月下旬,江西95%的區域仍然處於特旱中……

氣象專家認為,這場大旱與全球變暖的總體趨勢有關,並在季節上受到青藏高原異常高溫、反聖嬰現象以及印度洋和西北太平洋海溫異常的影響。在中國,氣候變遷正率先以大旱和大澇的形式,對普通人變得更加真切可感。在今年大旱前,2020南方和2021年北方還相繼經歷了嚴重的洪水。

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加速建設一張龐大的「國家水網」,以解決區域性水資源短缺問題。部分為了穩住經濟,今年中國政府加大了水利建設投資規模,截至8月底,在建水利工程投資總規模超過1.8兆元,創歷史新高。

當極端天氣讓中國水資源時空不均衡的矛盾變得愈加突出,調水工程何為?針對這個問題,中外對話與澳洲墨爾本大學地理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王耀麟(Mark Wang)進行了一次訪談。

2011年以來,他和他的團隊長期致力於對中國水資源管理的研究,先後展開了對黃河流域的水與農業鄉村、氣候變遷下,上海淡水資源供需,以及南水北調工程的研究。團隊的學科背景偏重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注重研究水利工程和水資源問題的社會和治理維度。不同於工程技術思維往往強調在「供給端」,通過增加供給來滿足不斷增加的水資源需求或應對水資源短缺,他們的學科取向偏重從社會、制度、環境角度去關注如何在「需求端」通過節水來實現供需平衡。

中外對話(以下簡稱「中」):面對乾旱,長江流域水庫群在8月中旬開展了聯合調度,在這樣的極端乾旱面前,流域內調水能解決多少問題?

王耀麟(以下簡稱「王」):聯合調度有一定功效,上下游一體化管控是中國政府的強項,可以做得到,做得很徹底,對局部地區農業灌溉等有一定作用。但是有幾個問題會限制它的功效。第一個問題,補水給誰?補水給的是長江中下游,而長江中上游水庫群大多是輸出區、貢獻區。這意味著調水絕大部分不是分配到乾旱最嚴重的川渝,它們恰恰是流出區。據報導,從8月初到中旬中上游水庫群向中下游補水53億立方公尺,其中上游輸出量達到了70%,這主要來自川渝地區,中游只佔30%。

王耀麟,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地理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王耀麟,澳洲墨爾本大學地理學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第二個問題,調節的總量是有限的。53億立方公尺不小,但只佔長江全年徑流量近1萬億立方公尺的約0.5%,和長江流域地表年供水量2000億立方公尺的約2.6%。因此這樣的調度能滿足一定需求,但量還是有限的。

第三個問題,這53億用於哪些需求?平常情況下,農業用水佔長江流域用水的一半,工業用水佔30%,生活用水佔17%,生態基流量佔3%。我相信這時候生態用水會被首先拿掉,因為通常生態用水被認為是最可放棄的,而生活用水肯定是第一優先,然後是工業和農業用水,兩者之間很可能是工業優先。這次長江流域六省耕地受旱面積1200多萬畝,按一畝地全年平均需要400立方灌溉計算,這些農田差不多就需要50億立方。53億立方在除去生活和工業用水之後,留給農業的會有多少?

所以面對大旱暫時可以這麼做,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不要忘了乾旱是全流域乾旱,上游也在乾旱,不止是中下游。

中:如果生態基流量中斷的話,是否會有嚴重的生態後果?

王:是的,生態用水是維持一個水系生態系統基本運作的最基本水量,但是生態用水在中國經常被理解為景觀用水,比如部分南水北調的水到了北京或雄安,被用來沖洗被污染的河道,和我們嚴格意義上的生態用水不同。

中:本次長江流域乾旱期間,出現了各地大量中小河流斷流的報導,這種斷流是否也反映了對生態基流量關注不夠?

王: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是中國和很多亞洲國家包括日本的問題。河流是有生命的,河流的河道、牛軛湖等都是有其獨特的形成演化規律和生態價值的。

河流需要保持其生態環境流量,需要保持一定的水量來維持其生態系統。極端天氣造成斷流對河流是災難性的、毀滅性的,很多生物都會乾渴而死,這是我們平時缺少關注的問題。我們關注的是大江大河,而小河流、支流、涓涓細流長期無人關注。中國現在引入了河長制,讓每條河流都有了當地領導負責。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是絕大多數河長往往不懂河,他們往往關注的是防治污染、非法採砂及非法佔用河道等問題,卻很少聽說關注河流的環境流量。我們需要全方位關注河流的生命。

中:是否有可能通過跨流域調水來緩解這樣的極端乾旱,特別是當今年還出現了「南旱北澇」的局面?如果在技術上可行的話,在治理上是否存在什麼挑戰?

王:千萬不要高估流域調水對緩解極端天氣下局部地區乾旱的能力。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天氣,不是工程調水可以解決的,因為它的規模大,影響區域具有不確定性。

中國的「國家水網」已經初步建成了「三縱四橫」的格局,但這是一張從長江調水引流到北方的調水網絡,流向是以北京為中心的華北地區。這是全國水資源壓力大,灌溉指數最高的地方,由於人口密度大,城市化加速和工業用水的增加,在某種意義上水資源供求壓力比新疆都高。這種調水的流向決定了南水北調解決不了長江流域的乾旱問題。現在計劃中的「引江濟漢」是從長江三峽水庫引水到漢江的下游,補充丹江口水庫下游向北方調水後的河道水的短缺,但那也僅僅是長江流域內部的調水。

中:即便客觀上存在這種用水矛盾,但由於南水北調是國家統籌,因此在流經省份之間應該不存在爭水問題?

王:很大程度上沒有,但是它畢竟跨越了很多省份,一些省份內部有犧牲區也有受益區,那麼中央財政補貼到位就尤其重要。調水不是簡單的水的物理移動,而且也是伴隨著資金和權力的流動,要有相應的措施跟上。需要保護水源區的利益,為它們提供發展的機會。

中:我們這幾年看到的趨勢是中國水資源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分配不均衡表現得愈加嚴重,2020年南方洪災、2021年北方洪災、2022年南方汛期大旱。與此同時,一個「國家水網」正在加速建設,今年水利投資還在大幅增加。在您看來,這些水利建設是否能夠有效回應中國在氣候變遷下的水資源挑戰?

王:中國水資源時空分配不均衡不是新問題,但是這幾年越來越嚴重。我對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在硬體上投資,繼續建大壩、調水工程持保留意見。我更認同習近平提出的「十六字治水方針」——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這讓我很興奮,因為這扭轉了原先工程優先的思路,特別是把「節水優先」放在了首位。「你要多少水,我都通過跨流域調水滿足你」的思路是要不得的。應該順應自然,而不是一味地改天換地。

水利投資應該往哪裡投?我認為中國水利設施已經夠好了,工程技術和硬體都領先世界。我們是否也能在節水上使出同樣大的力氣,把資金用在節水上?是否也能充分發揮我們的制度優勢,做好做大水資源管理的「社會工程」?

中國不是不做節水,到處都在說「海綿城市」,但是勁使得不夠足。中國60%的水用在了農業灌溉上,滴灌等發展趨勢不錯,但是現狀是大部分農業灌溉還是以漫灌為主,造成巨大浪費。如果能在農業上節水,就能大大緩解用水壓力。

水網工程有一定的調蓄作用,但是工程解決水短缺的作用是有限的。希望未來中國水資源管理大戰略不要全部讓工程師們說了算,在決策層需要有更多環境資源、社會科學等領域的人才發揮作用,把社會的和環境的因素都考慮進來。「兩手發力」,把我們的第二隻手也做強做硬。

總之,長江流域汛期大旱給我們一個重大的提醒——不能再單純依靠工程思維解決問題。氣候變遷對水資源和水環境的影響不是一個固定的模式。如果每年都在同一個地方旱,那可以全國給你供水。但事實上它是今年在這兒,明年在那兒,工程趕不上這些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