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載於商業週刊上的《荷蘭五年搶下蝴蝶蘭皇冠》一文，讀來叫人心有戚戚焉，荷蘭經驗告訴我們，小國也可以很優秀！
荷蘭的做事的精準不僅表現在蝴蝶蘭栽培上，同時也顯露在景觀研究上。大量原先只能靠專家模式去執行的生態規劃概念，荷蘭的研究單位已透過一連串的量化模式、指標讓景觀規劃與生物理論相結合，並且實際應用在環境規劃上。週刊上的這篇文章指出台灣社會普遍的現象：「差不多」與「炒短線」。
這在調查研究上亦然，多少計畫案就只為了趕出期初、期中、期末報告，然後草草了事，不顧品質？於是乎許多得依賴大量資料基礎的研究，他們所奠基的就是這樣匆匆趕出的報告，最終研究雖成，也只是美麗的空中樓閣，薄弱的基礎用來讓人心虛。
國外流行永續與生態規劃，國內也跟著炒，短時間內就衝出了我們自己的永續指標、綠營建工法。生態校園、生態道路、生態工法倏然成為政府政策，並蔚為研究時尚，立意雖美、成果雖斐然，但執行的理論與操作方法是借來的。
而這些理論與方法往往是國外基於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當地的生態調查資料所成，如近來荷蘭的生態網路規劃模型LARCH，就是奠基於多年來百餘種生物調查所建構的生態資料庫，該模型依據指標生物的散佈距離與最小棲地面積制訂的量化模式，藉以規範綠地應有之最小面積與最適連接度。
試問台灣的研究能有如此堅實的基礎嗎？我們的生態資料庫向來殘缺不全，許是我們對於生態向來沒有經濟發展在意，且生態調查費時、耗力、沒賺頭，又難以登上期刊獲得實質的學術利益？這其實是當前進行國土生態規劃時極大的隱憂。
另外文章說對了一半，我們的知識只在紙上，紙上歸紙上，實際歸實際，知識一但成為學術，就淪為清談。學術其實不是不可用，只是我們總缺乏了一個將學術轉化為實際操作的機制，這個問題在國外不是沒有，但他們很努力的在跨越這個鴻溝，一堆文章致力於將生態理論落實到實質環境規劃上，而許多城市就依循這樣的模式進行建構。反觀我們的產、官、學界與大眾，卻似乎缺乏這樣的耐心與信心，就如同文章所言，我們那種看起來像就好的心態始終在作祟。
另外文章沒說的另外一半是，我們的知識是散佈在紙上，井水不犯河水，個人歸個人，知識累積的概念很薄弱，發揮的力量也就很有限，我們少有整合的概念，每人頭上一片天，同一件事情數種作法，各有利弊，卻不截長補短整合在一塊，同行相忌，研究者缺乏凝聚力與合作的想法，拖累了我們整體進步的速度，也可惜了研究者的歲月與心血，最終換來只是一堆白紙黑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