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影響評估法》開宗明義指出「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因此，對於開發單位與環保團體之爭議案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應該是很容易做出判斷，做出對環境有利之決定。
但透過中央環保署及地方縣市政府的環評大會，卻不斷傳出有爭議的決議。以台北縣政府通過的新店安坑事業廢棄物掩埋場，以及環保署七年前通過的蘇花高速公路興建案為例，這兩案即便通過環評，卻仍持續遭到當地居民與環保團體的抗議，爭議不斷，而環評委員的環境正義，也因此遭到質疑。
目前蘇花高速公路興建案正在進行環境差異分析的審查，這是因為蘇花高案在通過環評後，開發單位三年內未實質動工，而且原申請內容有所變更，可說是「拜老天爺之賜」，本案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針對當前有關「環境影響評估」的種種紛擾，我認為官方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官方要為政策護航，環評會議中的官方代表，不會有人會做出違背政策的決定。交通部要蓋蘇花高，官方代表同意；經建會要推出八輕和大煉鋼廠，官方代表也同意。環評審查委員會21位委員中，有三分之一的官方代表，只要再加上四位立場曖昧的專家學者，就可以過半通過開發案件。
這樣的環評品質，也難怪令人對環評審查產生很大的疑慮。環評程序既是這樣重要，對於環評委員的組成結構卻存在不公正的可能性。為何不能建立起環評委員超然公正的信譽，讓她獨立運作？就像國家通訊委員會（NCC），獨立運作，不受行政系統的控制。
如果環評委員會能夠獨立運作，她要有自己的環境資料庫，而非只採用開發單位提供的環境調查資料。開發單位為達到通過的目的，往往「隱惡揚善」，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依照程序規定，環評委員在收到開發單位的環評說明書之後，五十日內就要作審查結論並公告之；然而，環評委員都非專職人員，只有接到開會通知時才拿到案件資料，並對自己專業擅長的部份提出意見。曾有環評委員告訴我，領2000元出席費，但要承受的壓力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因為，所有的責難，在資訊越來越公開透明的情況下，正反意見雙方都會給環評委員很大的壓力。
就是因為外界的監督力量強大，環評委員就要為決議做出負責任地判斷，為環境把關。
讓環評委員保有一個不受壓力、不受指示的審查空間，把環評審查委員會獨立出來，公正、公平、公開審理，甚至要有幕僚協助調查資料的正確性。讓其角色擁有像法官或監察委員般的空間，如此才能完備環評審查的品質。
環評送審的時間點，也是一個關鍵。開發單位經常在規劃完成後、甚至相關投資都已佈署下去之後，才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許可開發。如果不予通過，開發單位則損失慘重。因此，開發單位無不運用各種手段，希望環評過關。如果，能將時間點往前挪移，在規劃初期，即將環境衝擊納入重要考量，甚至提出申請，那麼，遭到退件時可提早變更計畫。
在環評程序中，開發單位要提出「確認可行之替代方案」，可見案件並非只有單一選項。但開發單位往往只提出單一選項、單一思考、單一期待，在此情況下，環境就會成為末節，而對環境造成傷害。
環境影響評估法在1994年通過後，已歷經13個寒暑。現在人民越來越關心環境議題的情況下，環境開發正受嚴格的監督。這對台灣環境而言，真是一場艱鉅的戰爭，尚待更多人力的投入，共同留給子孫一個能永續的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