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調適問題」 深化台灣社區運動
台灣長期推動社區營造的過程中，早已有類似「地方社群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的行動，如社區防災地圖的繪製、原始林原生樹種的保護等。若能以既有社造脈絡為基礎，將氣候變遷調適議題塑造成社區工作的優先順序，則此經驗，還可進一步協助台灣較不具氣候變遷調適能力的邦交國，建立社區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的機制，其功效絕對比現行由上而下類似CDM的機制為佳，更可跳脫南北國家間常見的「碳殖民」指控。如去年台灣雖有贈送諾魯60套太陽能光電住宅照明系統的計畫，但歐盟亦於該地提出大規模的再生能源推廣計畫，就「節能減碳」而言，後者的效益將遠高於那六十套的光電板。而同為海島的台灣，若能針對伴隨著海平面上昇而來的洪患與土地消失等衝擊，協助諾魯採用CBA的方式，納入在地社群之意見，妥善規劃調適策略。此國際合作的實質成效，絕對高過於昂貴太陽能光電板等再生能源設備的補貼。
再回頭來看看檢視台灣積極推動的節能減碳，若能在國中小關燈之外，讓各校所在各社區參與其調適策略的研擬，例如後壁鄉的水圳與農民、農業、農村問題 的關連性；布袋鎮地層下陷的防災、產業願景的調整；大埔鄉與水共生的生活經驗以及其他水源區保護經驗的交流。此般方能超越教條式的十大減碳措施與守則，找到屬於當地環境的「調適之路」。
要有調適政策 更要有政策的調適
當經建會願意花上為期六年的時間，邀集來自生態學、氣象學、水文學、公共衛生界等專家，研擬台灣氣候變遷調適策略之時，我們更期待能儘速將氣候變遷深化至公共政策的考量，因為台灣需要的不僅是制式調適策略，既有政策的「調適」更顯重要。 在此脈絡下，農業未來前景的規劃，將不再只有產值的考量、利潤的算計。而是把「糧食主權」、「食物里程」、「微氣候的調節」、「保水」等功能，也都視為一完善的農業政策所需兼顧的。而紛擾多年的國土計畫法，也不該只被侷限於對原墾農的土地權的侵害，而是台灣整體居民，擺脫氣候變遷帶來的洪水與缺水夢靨的核心工具。產業部門方面，不該畏懼促產條例的落日，亦無須繼續阻擋減碳法案的立法，而該擁抱一個以永續發展為必要條件的產業基本法，方能跟上高喊「產業生態化」、「企業責任」的能源氣候年代。
綜而言之，推動「地方社群為本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讓所有台灣因氣候變遷而可能的潛在受害者，能受到適切的支援協助。而「政策的調適」，則是所有的各式各樣公共政策制定，都應回應全球暖化的危機以及其他環境問題，並於政策工具設計時，考量隱藏在各個環境問題背後的「公平正義」。因此，將碳的成本內部化，不該僅有「碳稅」與「碳交易」的想像，更需前瞻性採納歐美等民間團體所提出的「碳限量管制與紅利補貼」（Cap-and-Dividend） 以及「碳限量交易所得均享」（Cap-and-Share）等制度。此具前瞻性的制度，欲藉由向碳足跡較高的富有階級徵碳稅，並利用所得碳稅補貼至貧困階級日常所需等，以同時兼顧減碳與福利政策。
一盎斯的實踐 大過一噸理論與口號
面對氣候變遷這個議題，台灣走得很快，卻也很慢。公部門方面，在里約地球高峰會舉辦後，既已成立跨部會的「全球環境變遷小組」。而於2000年前，既已委託學者進行溫室氣體管制法的研擬，再到2005年時提出所謂「非附件一國家的首部溫減法」。而民間團體方面，也從2006起，於締約國會議舉辦期間，參與 全球同步的對抗地球暖化全球大遊行。企業部門中，也受到供應鍊壓力，紛紛在其企業責任報告書中努力闡述其各項減碳措施。前述林林總總的行動，卻可能因未將 台灣放到全球脈絡中去重新定位，而無法轉變成抗暖戰役中的實踐。
在台灣的「節能減碳」元年以及後京都時代的交界，如何以「台灣社會集體即將面臨的未來與共同的承擔」為出發點，檢視過往「高碳經濟」對環境的掠奪，進而梳理過往二十年的環境運動與社區運動所累積的公民參與能力，思索何謂台灣的低碳典範以及國際的責任，提出具體的氣候變遷國家策略以及配套法規。這場抗暖大夢，方能成真。(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