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類學者 Eric R. Wolf 曾提出一項概念──「缺少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不僅關注已消逝的非西方民族，或者，雖然尚存在，卻缺少過去歷史而需要去發現的民族。
翻開原住民遷移史，大致與台灣開發史相互扣連。當權者為了治理方便，將高山原住民趕到海拔較低處或更高處；隨著平原漸次開發，平地原住民被驅離故鄉。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指出，「原住民問題是一個歷史的包袱，執政者不曾從他們角度去思考解決方式，原住民為了生計只得放棄傳統。」
被迫遷往不適人居的「都市新貧」
生活範圍被縮減，傳統領域遭破壞，許多原住民離開原鄉進入都市生活，部落裡的傳統文化面臨後繼無人。另一方面這些被迫遷移的原住民，相較於其他民眾，成為開發底下承受風險相對較高的一群人，徘徊在生存的邊緣。
原住民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不是一天兩天的問題，居住在河畔沙洲的都市原住民，成為都市新貧，另一方面隨時必須面對政府以「行水區」為理由，強制迫遷的命令。位於山區的原鄉則得承受一次又一次更加嚴重的土石流，重複遷村與重建的輪迴。
未被重視生存問題
重大災難的發生，凸顯原住民生存問題已是迫在眉睫，但政府仍然視而不見。921之後，許多原住民居住地因災害受到破壞，但在重建條例中未見任何將原住民作為一主體慎重考慮的條文；八八水災後政府更是快馬加鞭的通過重建條例，一如往常，原住民權益仍被排拒在外。
不過，921之後也出現許多原住民重建的成功案例。「原住民靠著自己的意志與民間團體幫忙而重新站起來。」蔡培慧表示，藉著重建原住民重新思考自己對生活的想像、對居住的需求以及對社區共同體的建構。
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金惠雯指出，在重建過程中找到主體性的典型例子便是邵族，邵族原本是隸屬於鄒族的平地原住民，即使他們有自己的文字，在政治上卻沒有獨立地位。921災後重建時，邵族爭取了一塊建立組合屋的土地，之後召開部落會議，甚至也曾有過激烈的絕食抗議，終於為自己部落的正名。
災難發生讓原本邊緣地位的原住民意識到，必須組織起來主動爭取資源。經由這樣的過程，原住民沒有被災難打敗，而是站得更穩。只是公部門並沒有學習到部落重建的寶貴經驗，也沒有將災難視為風險社會底下的變數。仍就以傳統的思維來規劃重建。
但現在傳統思維已無法解決問題，「政府沒有進入風險社會的思維邏輯，才會將每一次的災難視為單一事件、特例。」，蔡培慧舉日本為例，日本地方政府平時將稅收一部份撥為災難基金，萬一災難發生時馬上有資金可以使用，將急難發生後的混亂盡量降低。
蔡培惠表示，一個災難的發生，從救災、安置到重建，都需要擁有最大資源的政府部門積極介入。而風險社會底下，政府更應該要有大破大立的思維，好好學習原住民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方式，不要再因循以往那些與自然對抗的作法。
大水沖走的是無法挽回的文化資產
不當的重建方式，讓災難中失去的不只是有形的身家財產，更有無形的原住民傳統文化。921重建時，政府雖然未曾把原住民納入考量，但因為十年前並沒有發生這次八八水災造成的大型滅村事件，許多重建的村落並沒有遠離傳統生活的地方，例如邵族的組合屋便是建在他們傳統領域上。而八八水災後的遷村計劃，卻可能造成原住民從生長的土地被拔除，讓原本已難保存的原住民文化更加危急。
921後，金惠雯進入南投，成立了原住民學院促進會，希望建立一個平台，讓部落能夠有管道獲得公部門資源。同時在部落成立社區大學，企圖保存原住民文化和語言。金惠雯說，邵族的母語幾乎消失，但部落對於保留母語卻不感興趣，因為部落文化無法讓原住民在生活環境上得到改善，在生存問題尚未解決前，原住民也無力捍衛傳統的保存。
以邵族的例子而言，在傳統領域上重建的部落都已經難以保留傳統，更不用說被迫遷村至陌生環境的部落。金惠雯表示，只有政府找到一個類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地區做為重建位址，對於原住民文化保存才有真正的幫助。
拒絕成為「缺少歷史的民族」
政府不願仔細思考原住民處境，甚至讓大型NGO和慈善團體介入直接以主流想法規劃重建部落藍圖。
清水溝重建工作站總督導冷尚書分析，台灣近年出現「慈善霸權」的情況，這同時也造成一般社會團體面對重大災難時，不若以往那般積極。即使如此「最需要資源時卻能夠拒絕資源」冷尚書對於災難下原住民發展的主體性表示肯定。
災難讓原住民團結，金惠雯指出，八八水災後南部出現「南方部落聯盟」；鄒族成立「鄒族青年行動連盟」，而「魯凱共和國」也提出部落對重建的想法，希望執政者能夠聽見原住民的心聲。從日治到國民政府，原住民的生命歷程充滿了遷移，但災難底下，原住民拒絕再從生存之地飄移，要以自己方式再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