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9位民間的環評委員公開地對抗行政院干預環評審查案件，整個台灣社會又陷入唇槍舌戰，爭論集中在環評制度是否係以「專業審查」對抗「政治運作」？或是行政內閣以「經濟發展」之訴求來與一群「不知民間疾苦」的環保人士在「環境保育」上的堅持相抗衡。對媒體所主導的社會輿論而言，這些只不過又是一次齷齪政治運作的戰場而已，執政黨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這9位委員，而是利用這個事件炒作的在野黨。於是，新聞的分析環繞著：「號稱白玫瑰的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是不是又是另一隻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環保署張國龍署長會不會因此而辭職或遭到撤換？」等等。
筆者從事環境法與環境政策的研究與教學，此事件當然是我們課堂上討論的重要案例，我的學生們普遍的提出的問題和質疑，就與社會輿論的態度大異其趣。可愛的大學生們從這個事件中真正想了解的是：環評制度引進台灣20年，為何一直到今天才感覺到這個制度是有可能真正發揮把關作用？以及，到底環評的審查結果是否會因每屆環評委員是否比較「難搞」，而結果就不一樣？
我想學生們之所以有這些疑問，是因為在課堂上我們通常是這樣告訴學生們的：「環評制度是屬於環境預防機制，旨在預先找出開發案件可能對環境的衝擊，並尋求合適的替代方案」；「環評的專業審查吸納各種領域的專業人士，以期讓包括生態、經濟、社會、法律的面向都可以被充分討論」。當然，我們按照教科書這樣子教學生，如今他們對我們的質疑就不言可喻。
對學生來說，政治的手不應該也不會伸入環評的過程，因為書本和老師告訴他們：環評其實是在替環境和後代子孫發聲的良心事業，不論是誰成為審查委員，他們都會像這屆的十四位民間委員一樣堅守專業的判斷。
自從張國龍署長就任後，將環評審查委員大規模的換血，邀請了許多過去長期以抗爭手段的環保運動份子，一改過去以大學教授為主的組成。這樣的改變，其實不是行政機關和產業界覺得「麻煩」而已；以筆者所認識的幾位環評委員來說，他們從慣常的街頭戰場走到體制內其實也是非常痛苦的。筆者不只一次聽到他們說每天幾乎要花掉大部分的時間在如山一樣高的環評資料中，而這只是義務的工作，除了開會時可以領取數千元的交通費外，什麼經濟上的回饋也沒有。
也有人私底下開玩笑的說：我現在總算知道為何以前這些委員出席率都很低了，套一句李傑部長的話，就是「我真他媽的不想幹了！」然而，只要擔任這個位置一天，負責任的環評委員就要想到這個工作是在為天下蒼生把關，是在為萬世萬代的台灣子孫監督，怎麼可能放水呢？
社會中有一些質疑的聲音說：這些環評委員這樣難搞已經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但讓我們想一想，哪一次政府為了怕這些偉大的企業出走，不是都先幫他們找好資金，去除掉各種投資的障礙？哪一次經濟表現一有衰退的現象，政府和民間不是同心合意的絞盡腦汁要拼經濟？蔡英文副院長可以為了中科的開發案要求環保署配合而講幾句「關心」的話。蘇貞昌院長可以為了八輕而指責環評的「效率」。筆者不禁要問：在今天的台灣社會裡，誰都可以找得到大官來關心，誰都可以隨時請民代來關切，那又有誰要為不會講話的地球環境發聲？誰又要為還未出生的後代所要踏上的土地來關說呢？
我有一個下2個月即將出生的小孩，每次看著愛妻逐漸隆起的腹部，我心中暗忖：還好還有幾個很難搞的環評委員，可以幫他，也幫台灣的土地說幾句公道話！
※本文原刊登於2006.04.01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