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主辦，關渡自然公園協辦的「描繪大陸的輪廓」2010兩岸環保NGO暨獨立媒體水資源交流分享會，於昨(14)日在關渡自然公園自然中心舉行。現場邀請到這次到中國參訪的NGO團體及媒體和大家分享，包括來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陳建志、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的何一先、生態環保部落格的郭志榮，以及本報主編彭瑞祥，共同為他們到中國看到的情況，提出一些感想與反思。
現場除了長三角考察團隊外，贊助單位陸委會專門委員王學奮也在現場提到：「陸委會長期投入兩岸交流的活動，目的就是希望能藉由這樣的交流，將台灣這邊的經驗分享給中國，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在極權社會下能有一些轉變的方向，讓民間的力量可以起來。」
由上而下的魄力與公民參與的矛盾
彭瑞祥首先提到，現在中國的污染問題已經越來越有擴大的趨勢，在中國的時候，常常聽到一句話：「再大的麻煩事除以13億，就變得微不足道。」但是反過來講，天大的難事，只要每個人改變一點點，馬上就可以放大，因此改善中國的環境問題，就等於改善了世界環境體質陳疴的十之八九。
彭瑞祥也提到，在中國看到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主事者透過強勢作為－由上而下的執行方式，例如可以強制拆遷養殖戶與農場，以及無法達到排放標準的工廠，來維護河川的水質，並要求溼地中的住家採用同樣式的立面設計，還原古代「江南水鄉」的情境，來推動生態旅遊。這裡面看到的是主事者的魄力，是執行的效率。但這樣的行為我們必須打個問號，因為「沒有真正的公民參與，怎會有真正的環境正義與土地倫理？」
生態環保部落格的郭志榮也認為：「他們會創造很多的口號，但其實是有問題的。這幾年看到許多國際論壇在中國舉辦，他們的官員也都非常認真，對於學術與專業的名詞都懂得很多，但如果要再深入談到棲地整體規劃和經營的時候，就可以發現很多只停留在表面的探討。」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配合著由上到下的強力執行效率，所造成的結果是令人擔憂的。郭志榮接著舉例：「為什麼中國現在會有這麼多的溼地，其實是在開發與污染之後，必須要為世界環境有所回饋。因而加入了《國際重要溼地公約》，有壓力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目標，這樣的溼地保育工作，有很大比例是看中目標數字的達成。」
經濟掛帥的限縮壓力從媒體找尋出路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陳建志認為，這次到拜訪了很多環境NGO團體及媒體，中國民間NGO團體在河川與水環境關注議題呈現百花齊放的情況，但是整體的社會卻仍然以經濟發展思維為主，加上民間整體監督力量不足，所以仍然需要組織的串連。何一先也提到：「在活動的過程中有接觸到許多政府的官員，他們推行了許多的計畫，在交談的過程中得知中國還是以GDP作為市長施政的第一總成績。」可見中國在推行環保與經濟發展中，其實是有一道界線的。
郭志榮提到，這一道界線在參訪的過程中是很常見到的，例如一個有趣的例子，在參觀水利博物館的時候，首先他們提到大禹治水的智慧，我們知道大禹治水是採用疏通的方式，但是一路看到後面，卻出現了南水北調工程、長江大壩等高強度的水利工程，這是很矛盾的。這一道界線就是造成環境運動限縮的主因，使得民間組織在推動環境運動的時候，是微弱且孤單的，甚至面臨到更大的危險，這也產生了所謂的「抗污英雄」，如被譽為錢塘江抗污英雄的韋東英，十多年前開始舉發汙染排放，但是卻換來村民的敵視及政府的漠視；例如陳法慶，有感於村中飽受沙塵之害，一路鑽研法路不斷告官，甚至告到溫家寶頭上，但也經歷了兩次家中被不明人士縱火的命運。這樣的英雄是悲劇性的抗污英雄。
因此在環保在中國是被限縮的，這次參訪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環保運動是依賴媒體的。郭志榮提到，中國的央視視收視群最大的新聞媒體，地方議題如果被挑中撥出，就是所謂的「登天」，就像是前陣子非常有名的「三鹿奶粉」就是這樣。
而彭瑞祥也提到，媒體角色在大陸環保組織中是很重要的，有很多環保人士從媒體轉過來，就是因為身在媒體的場域中，可以看到更多不為人知的環境問題，所以才進而轉變為環保人士。例如前陣子才拿到菲律賓「麥格賽賽獎」的淮河衛士霍岱珊，以及成立北京綠家園、籌組媒體沙龍，邀請各地環保團體來共議的汪永晨，都是長期投入媒體的環保人士。透過在媒體上的表現，才能廣泛的讓環境意識及教育發散在人民的心終，因為在限縮的壓力中，媒體的表現是環保的唯一出路。
※ 公民記者好奇寶寶實況錄影，更多實況錄影....請看PeoPo公民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