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環境爭議的起步:專家擺脫「超然」姿態 鼓勵民眾參與 |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化解環境爭議的起步:專家擺脫「超然」姿態 鼓勵民眾參與

2011年05月23日
本報2011年5月23日台北訊,特約記者易俊宏、賴慧玲報導

科技官僚與專家自恃「專業」而排除民眾,人民唯有走上街頭。攝影:陳錦桐上月剛落幕的國光石化案,環評一年多來歷經 5 個主題17 場專家會議,不僅是環評審議史上專家討論最為熱烈的一次,也常被環保署引為「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範例。然而專家會議的意見送入專案小組審查後,422地球日當天仍作成「有條件通過、不予開發」兩案併陳的決定而引起軒然大波,顯現專家代理在爭議解決上的侷限。

有鑒於相關爭議層出不窮, 21、22日於陽明大學展開的第三屆「科技與社會學會」 (STS)年會,以「風險社會的公民科技素養」為題,針對「專家政治與常民」進行深度討論,試圖解析專家政治面對當今環境爭議的困境。公共行政學者建議,專家在未來的角色,不再是「科學事實」的表述人,而是公眾參與的推動者,與常民一同建構出「制度的專業性」。

環保署將環評制度內的專家會議標籤為「科學中立、專業獨立、釐清科學事實」,但這樣的專家主義觀點在國外相關研究中,已屢屢受到質疑和挑戰。長期監督環境治理的政治大學公行系副教授杜文苓指出,專家會議建立在「科學超然客觀」的基礎上,是過度簡化科學專業涉入公共決策的角色,也忽視了科學背後複雜的社會、政治脈絡。

專家的科學見解並非超然

政治大學公行系副教授杜文苓。杜文苓提醒「專家齊聚,不必然就會產生客觀、中立的科學性結論。」她點出專家會議中,開發單位評估報告常避重就輕、會議運作無法敦促知識的有效對話與意見落實、以及開發單位傾向以便宜行事的心態應付。這使得專家會議在資訊不足、時間匆促、會議程序等限制下,僅能建構有限的科學事實供決策參考,不但無權對開發單位發揮約束效力,也無法參與後續結論如何被行政機關詮釋與應用。

杜文苓也發現,儘管環保署將專家會議做為落實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的機制,但在實際運作上,「民眾參與、專家代理」的溝通效果非常有限。原因除了環保機關可以行政權威片面決定專家的領域範圍、適格性、甚而否決民間團體推薦的人選之外,獲選的專家也不一定有代理公民參與討論的主觀意願。會議的程序與形式、資源的相關配置也都會影響專家的專業表現。

專家  應是讓多元意見進入決策討論的保證人

為了改善現有機制的困境,杜文苓引用國外研究論述,提出「共同生產」風險治理框架的觀念,強調專業者應從「安全保證人」的背書角色,轉變為引介各種聲音和論述共同加入討論的保證人;專家會議則應從從狹隘限縮的專家表述層次,開放為專家與公眾集體互動學習和評估的過程,並由組織信用與網路強度來建立專業性。

她認為,如此一來,不僅重大爭議可突破科學專家的背景限制、從而建構更詳盡的知識論述,專家並可不再陷於與公民對立的尷尬位置,而常民也透過直接參與,從而信任制度的專業性。

科技官僚的「理性、客觀」受挑戰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張國暉博士。在專家與常民的關係中,科技官僚的角色,特別是科技官僚的自恃「專業」而漠視民眾意見,也常受到討論與詬病。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張國暉博士從歷史脈絡剖析的觀點,指出科技官僚治理的合法性與國族主義相關,並受制於黨政意識。

張國暉認為,1950至80年代財經、工程等科技官僚進入行政權力核心,即是為鞏固威權政體、以科技為政治服務。科技的政治意涵原以實務取向、理性規劃、崇尚事實為主,但是,他在考察台灣與中國的發展歷史後發現,科技意涵的核心主要來自國族主義的政體所賦予。也因此,政治體制內的工程師常陷於政治領導與科技專業的拉扯。隨著政黨輪替與社會開放,科技官僚受到社會觀感及其他專業者的挑戰,封閉性才被迫逐漸消解。

STS學會理事長、雲林科大文資系教授林崇熙認為,「科技有其內在的政治社會性格」。專家是一種龐大而獨特的「文化物種」,應放置於整個社會歷史架構中,始可瞭解科技被賦予的意義與面對的困境。

林崇熙指出,科技官僚遵循工程師倫理、獨尊工具理性之外,同時也是「政治角色」,為特定對象服務。不過,杜文苓的研究顯示,科學的政治社會性不僅被科技官僚主導的環保機關漠視,更在專家會議中被隱沒。林崇熙勉勵,在專家、科技官僚與常民的三角難題中,也需要倚賴強大的NGO扮演專家政治與常民對話的橋樑,才能讓社會運作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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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科技與社會學會」年會論文下載: http://www.tw-sts.org